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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神兽到神使：中国龙形象起源与嬗变新探
屈谱;学界关于龙形象的起源问题一直讼争不断。从功能学派的角度看，定型后的龙形象明显具有天命、神意的符号功能，这种功能应当是龙形象在中华文化中传承的根源。以此为基础对龙形象的观念史进行梳理，可以发现：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人们在构建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动物崇拜对象时，将其形象的身体部分神化抽象为腾飞状，这种兽首蛇身的形象开始成为一种构建神圣动物的固定图式。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在萨满信仰背景下，这种可以飞翔的神圣动物成为一种接引萨满（大巫）升天通神的坐骑、神使，战国以降，神仙家与道教也将其作为神仙坐骑、成仙接引者。正是由于其飞翔升天通神的能力，以及作为接引神使具有的天命、神意象征意义，龙形象在汉代被作为神圣符号、天命权力载体，统合进了帝王神圣形象建构中，甚至成为了帝王独占的代名词。
春秋时期的贵族“出奔”与早期国家政治控制
宋建国;出奔事件大量出现于春秋时期，与当时国家结构变迁和国家权力体系变化密不可分。王权衰微，周室控制能力下降，一体化国家结构逐步解体，各邦国纷纷独立发展，形成了有利于出奔的政治真空地带；血缘政治的弊端凸显、各国君权下移，无法规范贵族政治参与行为，经常引发全局性的政治动荡，以致出奔连绵不断。到了战国时期，列国兼并加剧，独立政治实体减少，出奔者的选择空间大幅限缩；各邦国权力体系全面加强，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冲突保持在相对可控的状态，引发出奔的诱因也大为消解，出奔频次降低。出奔现象的盛行和式微，正与早期国家结构和权力体系的阶段性发展特征相对应。
边境地区民族互嵌型社会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于云南陇川县龙安村的研究
蒋潞杨;黄彩文;龙安村各族移民分工合作共同建设坝子社会及族际通婚表现出从接触到认可乃至互嵌的族际关系发展过程，形成民族互嵌型的社会结构。日常生活中，各民族在民间信仰多样性的基础上保持着以敬天法祖为核心的中华传统信仰，家家户户都传承着孝道、友爱、互助等良好家风。同时，各族群众自觉维护边境家乡的责任和使命担当，呈现出浓厚的家国情怀，共享的价值和共通的感情增强了民族互嵌的心理意识。在龙安村的具体场域中，民族互嵌不仅是各民族聚居在同一空间，而且是生活相近、文化相美以及思想相和。龙安村边境民族互嵌交融的个案表明，民族互嵌型社会是在民族多样性的基础上通过相互交往合作而形成的社会有机团结，建构民族互嵌型社会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合理性的社会结构，培育互嵌型心理意识则是合法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基础。
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研究七十年
段渝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巴蜀地区是中国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 ,是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从 2 0世纪 30年代至今 ,学术界对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的研究已有 70年了。 70年间尤其是近 2 0年来 ,由于考古新发现的不断推动 ,使学术界对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的研究不断取得重要进展 ,这些成果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族属、地域和迁徙 ,政治、经济和社会形态 ,文明起源与形成 ,文化交流与传播 ,巴蜀文字和符号 ,宗教 ,艺术 ,科技等等。同时 ,在若干问题上还存在着相当的分歧。本文从学术史的视角 ,对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研究的学术背景、内涵、主要成果与分歧予以了分析论述 ,并对其未来走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中国嘻哈文化的本土化及其启示
陈敏;嘻哈文化发源于美国,在我国的本土化进程经历了三个阶段,其文化元素也在本土化过程中调整、改造、创新,成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地青年文化。以嘻哈音乐为例,使用的语言从英语转变为普通话、汉语方言、混合语,描述的内容从底层青年的社会生活扩展到本地文化、社会问题、青年教育问题。嘻哈文化在我国的本土化过程说明全球性青年文化的发展是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双向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青年文化的全球化构建呈现出本地实践性、多元互动性和矛盾发展的特点。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研究述论
张春丽;李星明;通过对近年来国内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相关文献的研究分析,发现学界关于该概念诸多方面的认识至今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不统一。从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缘起、界定、内涵、外延等领域进行详细的述论,并对研究中尚存的问题进行剖析,可以对今后研究具有积极作用。
禁忌与秦汉时期社会控制
王可卓;秦汉时期存在的入官、出行等禁忌表明：因为自身认知的局限和神秘主义思维的影响，统治者同底层民众一样崇信禁忌、并受到禁忌的约束。所不同之处在于：禁忌同样被统治者视为进行社会控制的有效手段，并且在日常工作中积极利用。当一些禁忌要求逐渐过于繁苛，甚至直接影响了民众的正常生活，秦汉时期统治者也会通过消除禁忌进行社会安抚，进而达到对社会的稳定控制。
自然、至善和本真：《老子》人性论的三个向度
李尚阳;丁常春;《老子》人性论思想可以从三个向度予以关照：“性自然论”从《老子》的“道”论出发，由“道性自然”而论断“人性自然”，呈现了《老子》人性论的理论背景；“性至善论”从《老子》的“德”论入手，由人类社会中价值理想的实现始源于至厚充足之人性的保存，来论断人性至善，凸显了人性的内涵特质；“性真论”从《老子》的“真”概念着眼，由人为之失和人文之伪来反衬人性之真，指明了复性工夫的修养路径。《老子》的这三种人性论诠释并不是互相矛盾、彼此割裂的。性自然论、性至善论、性真论三种观点的价值，在于各自关注到《老子》在人性思考上的不同向度，仅仅停留在某个向度中去理解《老子》人性论是片面的，是故务必将三者合辙并观，方能领会《老子》人性论的整全内涵。
论两《唐书》书写云南事及其“云南认识”之异同
高迎翀;新、旧《唐书》记载云南地区史事，分别集中于《南蛮传》与《南蛮西南蛮传》。由于唐至北宋中期地缘政治与学术风气的变迁以及二书史源的差异，两部《唐书》对南诏及云南地区各部族的认识有所区别，即在认同云南作为王朝国家“天下”秩序之一员的前提下，产生了差异。《旧唐书》将云南地区视为王朝国家藩属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强调中原与云南的物质文化交流；《新唐书》将云南视作可与中原政权逐鹿天下的地方割据势力，并重视战争史的记载，呈现殊途同归的历史思想发展趋势。从史学发展的角度来看，两部《唐书》“云南认识”的差异，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史学发展的阶段性表达。同时，作为中国古代云南地区史学发展的一部分，它们的精神内核又具有趋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