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为便于学术交流和推进本刊编辑工作的规范化，在研究和借鉴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注释规定的基础上，我们对原有引文注释规范进行了补充和完善，特制定新的注释标引规范如下：一、统一以脚注（页下注）形式标注引证文献。二、注释序号用(1)，(2)，(3)……标明，每页重新开始。三、注释标引示例:（一）专著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5年，第6页。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区宗华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5卷合订本，第429—431页。
延祐三年（1316），高丽文人李齐贤奉命至成都、峨眉进香，沿元代连云栈道入蜀，往返一年余，途中创作众多诗词，既勾勒了蜀道地理风貌与旅途的艰辛，又借凭吊历史古迹抒发家国情怀，融入对汉文化的深刻认同与异域文人的独特思考。在元期间，他与赵孟頫、元明善等交游唱和，创作中既吸收了中国诗词的遣词造句、历史典故与创作风格，展现了对汉文化的高度认同，又融入了高丽文人的身份自觉与本土意识，将羁旅体验内化为精神求索。这不仅拓展了朝鲜汉诗的题材边界，影响了韩国文学的发展，更形成了“域外蜀道”的书写传统。其蜀道之旅堪称中韩古代文化互动的缩影，既见证了汉文化的域外扩散，亦彰显了朝鲜半岛文人在文化交流中的主体意识，为东亚汉文化圈的多元发展作出了贡献。
庄子对死亡问题的勘破奠基于对自我观念的重新理解。常人对死亡的恐惧源于将生命执着为“向来我属”，生死被视为“我”之最大得失，故“吾丧我”即是借由对死亡的思考而开启对自我的重新定向，是从固化的现成主体向开放性主体的转变。借助梦觉与死生现象的同构类比，庄子以“蝴蝶梦”与“髑髅梦”揭示出死与生、梦与觉之间本质上各不相知，故悦生恶死只是认知主体以生视死视角下的独断。在宇宙大化流行的视域中，死生、梦觉之区分并非绝对不变、而是相互转化，正是死亡这一“终极的转化”才使得生命成为可能性之在。庄子“藏天下”与“薪尽火传”之喻所展现的永恒生命观，不同于柏拉图-基督教传统中对“灵魂/形式不灭”的追求，庄子生死观蕴含个体生命有尽而大化生命无限的意涵。在生生不已的造化之流中，人的生命存在通过“与化同体”获得永恒的连续性，这种连续不是我的个体性保留，而是我与万物在生命本质上的贯通：“死”不再是我的终结，而是我参与宇宙生生之德的方式，故真人能“不知说生，不知恶死”。
作为传统天文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分野虽已受到学界不少关注，但其与占星术之间的密切关联尚未得到充分注意。由占星视野出发、梳理相关资料发现，一方面，自先秦至唐代，不同分野模式逐渐融为一体，由早期形态演进为经典模式；另一方面，为保证合理性，占星家不止在对应形式上，还在更深层面的入宿度数据上对星、土两种要素进行配合调整，力求达到形式与逻辑的一致。分野模式的演进，反映出占星家对分野模式作精密化调整与自洽式调和的知识建构过程，同时也反映出古代文化的大一统发展趋势。
宣传动员是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提升党在群众中影响力的优秀传统。新中国成立初期，文盲在全国总人口中占有百分之八十的比例，这一现状与党提出的伴随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必然出现一个文化建设高潮的目标格格不入。人民群众在实现政治上翻身的同时，也需要在文化上实现质的飞跃。通过开展广泛的宣传动员，组织人民群众和其他社会力量参与扫盲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政治任务。基于此，各级党政部门为顺利推进扫盲运动，通过会议宣传、报刊宣传、“三想四算”、树立模范、扫盲红旗竞赛等灵活多样的动员形式，统一了各级干部和基层群众的思想和行动，强化了干部的典型示范作用，调动了群众参加扫盲的积极性，促成了良好社会风貌的形成。通过扫盲运动，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有所增强，文化水平得以提高，为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根据考古发现，甘肃玉门市火烧沟遗址（即四坝文化）出土的金器是我国境内最早的一批黄金制品。至商代，出土黄金制品逐渐增多，分布区域主要集中在中原、北方和川西平原，其中川西平原的三星堆遗址，因出土的黄金制品体量庞大，数量众多，品类丰富而冠绝天下。尽管三星堆文化的黄金制品相较于中原商文化的黄金有其自身特色，即主要用于祭祀。但在黄金制品的类别、黄金制作工艺以及矿料来源上与中原商文化具有相同之处。因此，黄金制品不仅是三星堆文化与商文化之间交流互动的重要体现，也折射出早期中华文明在多元交流中的融合与一体化趋势。
莲在《诗》《楚辞》至赋体中的书写流变，微观地揭示了文学文体的重要演进。在《诗》中，莲为比兴喻体，其美艳形貌、邂逅“美人”的水泽场景，已奠后世书写之基。《离骚》中莲升华为高洁人格的核心象征，并与众芳草形成物类铺陈。《九歌》则别开一途，莲与众芳交融，初构情景相生的意境，并作为人神沟通的芬芳媒介。下及汉晋大赋，莲作为物类铺陈中的单元被呈现，或附丽于建筑绘画，始见形容刻画。东汉以降，莲赋渐兴，至六朝而大盛，终获专题体物之表现，其书写集中于江南场景与男女相悦之情，体制骈俪，措语精工，于色彩光影间追求整体摹绘，其造语用字，仍可见汉大赋之影迹。
《易》中之“观”得周秦先贤理解世界之精要，是一个具有相对完整程式的、以类通思维为枢纽的哲学范畴，还宜结合历史和思想予以考察。后代的“观”主要以儒家政教的“强制阐释”为主，降格为王制所观以进求治国教民之术，连并方技“观物”与艺术“观法”，都朝着“术化”的形下方向发展。虽在如识字、品人、理学家观物诸领域仍时见《易》道精神，但整体上本于文明进步的需要，社会实践中的知性迫使理性导引法则而抵制感受力，使得一门之学的各自形成逐渐疏离了“道”的整全性。为此需要体认“道术为天下裂”这一思想史态势下“观象通道”与“观器得法”的辩证关系，在二者的相反相成中，出脱现代化的物理时空宰制而“复观”自我以为人文教化。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式现代化“五位一体”的整体性文明体系中，生态文明居于兜底、归总的地位，表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现代化的重要维度。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一种价值理念和实践目标，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两山论”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表达，是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其生态文明建设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的革命性变革，而这些变革都以最严格的制度和最严密的法治为保障，形成一种制度思维方式。
总体来说，礼起源于新石器时代，经夏、商两代的长足发展，到西周时期得以成型。礼的初始义涵主要是在祭祀等活动中所体现的朴素的秩序观念，与神圣空间、礼器、仪节的演变过程密切相关。春秋末年，孔子对周礼作了创造性的改造和发展，丰富了礼的内涵。礼的儒家属性得以确立，并进而影响了两千多年以来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现代学术分科而治，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对礼的认识有所不同，对礼的学派属性的认识也多样化。相关研究中礼的范畴与传统意义上的“礼学”已有很大的差异，他们所理解的礼也比儒礼的范围更加宽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