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气候安全面临极大挑战的局势下，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需要共同努力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已成为国际社会在气候治理领域的重要共识，也是加强发展中国家经济独立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的工具和形式。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发展情况不同，利益诉求不同，矛盾和分歧是长期存在的。中国政府主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这一大局中体现了大国担当，为世界气候等生态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这是因为人类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与我国倡导的生态文明、中国传统文化的义利观、生态观有相通之道，可以说是优秀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的有力彰显。
“神思”的生成语境、词义、内涵三方面能够为当前学界对刘勰“神思”概念的研究提供较为清晰的脉络。作为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的核心范畴，“神思”的发生、发展有其独特的生成语境，当前学界主要持“虚静”说、周易的“神感”说和佛教的“重神”说。因对“神”和“思”的词义界定不一，呈现了丰富的“神”“思”关系，包括重“神”观、重“思”观、“神”“思”并列观及“神思”整体观。关于“神思”的内涵，学界主要持想象说、构思说和灵感说，但将“神思”与想象、构思和灵感的关系视作等同或包含，都不确切。为此，需要学者通过重构其与想象、构思和灵感的关系、将想象、灵感、构思作为“神思”的某一过程、寻找新的中介以纠单一论之偏。
抗日战争不仅是军事、政治、经济的全面抗争，亦是决定中华文明命运的历史性保卫战，是民族精神在危难中得以重塑与升华的伟大征程。本研究以“文化抗战”为视角，通过梳理日军文化侵略机制与中国抗战文化实践，揭示文化领域斗争对中华文明传承与民族精神重塑的深远影响。文化抗战以广泛的文化统一战线为依托，涵盖文学、艺术、教育等领域，通过多元形式激发全民抗战意志，体现了持久性、策略性与民族性的多维特征。文化抗战构建起全方位文化防线，使五千年文明火种在战火中延续创新。其历史意义不仅在于粉碎日本文化殖民的图谋，更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精神注入“爱国、团结、不屈”的核心内涵。其独特价值在于：赓续了物质与精神遗产，推动了民族认同从自发到自觉，构建了“军事—文化”协同的全民抗战体系，彰显了参与广泛性、时间持久性和价值民族性的特征。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范畴是在深厚中华文化背景下，广大的文学艺术家和理论家在长期的艺术实践和理论批评探索过程中逐步总结凝炼出来的，带有深刻的中华民族文化印记。这些范畴概念，融通诗画书艺，贯穿儒释道仙，内容丰富，气象万千。从宏阔的“历史长时段”看，有一以贯之的精神气脉纵贯始终，从而总体上表现出一些颇具中华民族文化底蕴的、有别于西方文艺理论的鲜明特征。认真研究总结这些特色特征，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领悟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丰富内涵并进行现代转化和运用，对于中西文艺理论的互照互释、互鉴互补，以及重建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中国文论话语体系都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唐代李渤所撰《真系》，构建了从杨羲到李含光的上清宗茅山系的传承谱系。茅山谱系以由上而下的“传付”方式展开，其传承多具政治与社会因素。中晚唐后，南岳田虚应率弟子东赴天台传上清法，并因此形成上清宗天台系。天台系别出心裁地创造“三师”谱系，以由近及远的方式构建天台上清谱系，其意在超越唐前期茅山系，反映出中晚唐道教茅山系衰落、天台系兴盛的状况。
以钱计功是一种金钱功德计算模式，在《太微仙君功过格》就已经出现，并散见于明清时期的各种功过格，清初得以汇编于费钱功德善书之中，有《费钱行功格》和《富家费钱功德》两种版本。信众绝非直接花钱购买功德，而是将金钱切实投入到慈善实践，包含经济援助、社会福利、赈灾救难、公共事业、道德教化等多种途径。富人代替上天在人间实现金钱的再分配，希望以此得到功德与福泽，反映出散财积福的金钱观。本文在分析费钱功德善书的版本与内容的基础上，梳理以钱计功模式的发展历程，展示其中的慈善实践与思想，探讨散财积福的金钱观念。
自汉晋至唐宋，清溪道经历了反复开通与闭塞。在此过程中，道路走向并非一成不变，尤其在东晋以降长期梗阻之后，部分路段的走向发生了数次较大变动。与汉晋时期相比，清溪道在唐宋时期主要在新津至临邛段、临邛至雅安段、荥经至汉源段、汉源至越西段等四个路段进行了改道。
由清微天、禹余天、大赤天构成的三天说是中古道教思想中极为重要的教义知识，但相关道经文本对三天之名的内涵却未有详细阐述。引入非道经文献中的相关记述作综合分析后发现，“清微”重在表述个体内在状态，“禹余”重在表述个体与世界的互动，“大赤”则重在表述社会秩序与家国命运。三天之说不止是一种新的天命思想，更牵涉到汉末至南北朝时期的祭祀文化变革。
<正>为便于学术交流和推进本刊编辑工作的规范化，在研究和借鉴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注释规定的基础上，我们对原有引文注释规范进行了补充和完善，特制定新的注释标引规范如下：一、统一以脚注（页下注）形式标注引证文献。二、注释序号用(1)，(2)，(3)……标明，每页重新开始。三、注释标引示例:（一）专著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5年，第6页。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区宗华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5卷合订本，第429—431页。
浙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探索地，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对文化建设的新思想、新思路、新见解贯穿宣传思想、文艺工作和思政教育等方方面面。习近平着眼于进一步建设浙江文化大省的现实需要，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贯彻文化工作始终，在赓续历史文脉和铸造文化精神中推进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融会贯通，在守正创新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习近平在浙江的文化工作进行循迹溯源，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