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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宋建国、陶佳玮、何韬：《东周“出奔”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2022年，第15—17页。

(2)张彦修将出奔分为主动出奔和被动出奔两类，在论及被动出奔时，探讨了政治斗争失败引发出奔的情形。参见张彦修：《春秋“出奔”考述》，《史学月刊》1996年第6期。陈筱芳分析了出奔者与出奔国和本国之间的关系，注意到当时奔国对出奔者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并讨论了奔国欢迎出奔者的原因。参见陈筱芳：《试论春秋奔者与奔国和本国的关系》，《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6期。徐杰令认为春秋邦国林立、诸国内外激烈的政治和军事冲突是出奔产生和存在的必要条件。参见徐杰令：《论春秋时期的“出奔”》，《史学集刊》2000年第2期。秦国利不同意主动出奔的说法，他认为所有的出奔都是被动的（本文对出奔的定义借鉴了这一说法），并从政治的角度将引发出奔的原因分为四类。参见秦国利：《春秋时期贵族出奔考论》，《史学月刊》2009年第6期。巴新生注意到周人对出奔行为的接受度很高，认为这是周人没有狭义的国家观念的表现。参见巴新生：《春秋贵族“出奔”所见之周人国家观念》，《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1)本文借鉴了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的基本框架。伊斯顿将政治生活包含的内容抽象为一个政治系统，这个系统包括国家、社会集团、国际政治等。伊氏认为政治系统要具备足够的能力处理外部环境输入的信息以及将输入的信息转化为人们所接受的政策。参见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译，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27页。

(2)关于早期国家问题，谢维扬先生所著《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一书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将夏商周（包括春秋战国）都划入中国早期国家阶段的范畴，本文采其说。

(3)王震中认为，上古中国，真正的王权是夏商西周王朝国家之王支配天下的最高统治权，而作为下属的小邦之君仍然拥有独立处理内部事务的空间，这两种情形长期并存。参见王震中：《中国王权的诞生——兼论王权与夏商西周复合制国家结构之关系》，《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

(4)彭邦本认为，所谓共主及其秩序，就是在一定地域内诸邦国中的最强者及其为首组成的联盟；诸邦国并不直接构成共主政权下的政区，但又在政治（包括宗教祭祀等）经济上存在一定的从属性规约联系。虽然这种联系并不稳固，但孕含着邦国向政区演进的因素。参见彭邦本：《早期蜀史诸代的并存、相继关系及其共主秩序考略》，四川联合大学历史系主编：《徐中舒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巴蜀书社，1998年，第304页。

(5)日本学者伊藤道治对西周时期的考古遗迹与《左传》所见姬姓诸侯国的位置进行了比较，发现这些地域与从殷商到西周前、中期的主要交通线路是重叠的，进而认为，这些同姓诸侯的分封是为了确保交通路线的安全。参见伊藤道治：《中国古代王朝的形成——以出土资料为主的殷周史研究》，江蓝生译，中华书局，2002年，第215页。

(6)本文“新建封国”与“旧有古国”的概念来自王国维先生的《殷周制度论》。“逮克殷践奄，灭国数十，而新建之国皆其功臣、昆弟、甥舅，本周之臣子；而鲁、卫、晋、齐四国，又以王室至亲为东方大藩，夏、殷以来古国，方之蔑矣。”（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38页。）需要指出的是，王先生所言之“古国”是指夏商时代遗留下来的政治实体，是一个与“新建封国”相对应的概念，而非考古学意义上的“古国”。此外，从金文资料看，只有受天子册封的邦君才称“诸侯”，他所领之国称“诸侯国”。故本文在论述时将周人新建封国、被周人承认的旧有邦国，以及被周人监督的旧有古国统称“邦国”，而不用“诸侯国”这一概念。

(7)钱杭：《周代宗法制度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91年，第58页。

(1)周天子的确可以用各种手段控制或影响封君，封君代表天子行使对封国的统治权。与后世政区类似，封国也需要对周王缴纳职贡。但不容忽略的是，封君不同于后世可随时调动更换的地方官，而且封君的权位以世袭方式传承，他们在封国内几乎可以不受干扰地行使权力。两者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行政管理关系。

(2)关于西周的官制问题，李峰先生做了详细考证，并梳理出西周早期、中期的政府组织结构图。参见李峰：《西周的政体》，三联出版社，2010年，第55、75页。

(3)参见李毅忠：《两周政体变迁研究》，四川大学博士论文，2016年，第90—95页。

(4)先秦典籍所见“周行”“周道”，传统经学多以礼制道义为释。杨升南指出，“周道”应是由周王室修筑，通往各地，联系各诸侯国的道路的专称。杨文还考定了当时由王室中心地区通向各诸侯国的几条道路的大致走向，并对“周道”的特点及设施也有所探索。参见杨升南：《说“周行”、“周道”——西周时期交通初探》，《人文杂志丛刊》第二辑《西周史研究》，《人文杂志》编辑部，1984年，第65页。

(5)(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1984—1994年，册数与器号：16.9899.1,16.10173。

(6)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一九《洛诰》，中华书局，1963年，第415页。

(8)《史记》卷三三《鲁周公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第1527页。

(9)山东高青陈庄出土引簋铭文：“王若曰：引，余既命汝更乃祖，司齐师，余唯申命汝，锡汝彤弓一、彤矢百、马四匹，敬乃御，毋败绩。”参见吴镇烽编：《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卷数与器号：11.5299。引簋是西周中晚期的器物，有学者认为文中的“齐师”即齐国之师，也有学者主张是周王派驻齐地之师。无论是哪种说法，均反映了周王杀齐哀公后的周齐关系，说明周王对地方诸侯有较强的影响力。

(10)《史记》卷四《周本纪》，第134页。成康两朝长达半个多世纪，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治世，当时社会稳定，发展蒸蒸日上。但史公所言成康时期“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却是对那个时期减省刑罚的夸大之词。参见晁福林：《〈史墙盘〉铭文补释——兼论“成康之治”》，《学术学刊》2019年第11期。

11 《史记》卷三九《晋世家》，第1639—1640页。

(1)据统计，西周时期的出奔事件9起，春秋时期的出奔事件319起。参见陆琦扬：《先秦时期的出奔事件研究——以春秋时期为中心》，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第26页。出现这种统计结果，部分因为西周的史料更少（春秋时期有《左传》）。但相差如此悬殊，也有天子稳定天下局势的因素。

(2)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战国竹简》（二），中西书局，2011年，第138页。

(3)(7)(9)(10)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1990年，第1476页，第1293页，第18页，第179页、第710页。

(4)《史记》卷四《周本纪》，第149页。这条材料可以间接证明西周时期诸侯间的矛盾不如东周时期剧烈，且兼并战争没有成为主流。

(5)《史记》卷四《周本纪》，第149页。这条材料表明，“周室衰微”是“诸侯强并，齐、楚、秦、晋始大”的前提，可见强势的周天子对维护列国关系的和睦有重要作用。同时，该材料也间接证明西周时期邦国间的矛盾不如东周时期剧烈，且兼并战争没有成为主流。

(6)春秋时期的出奔者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丰富的政治经验，是治国理政的干才。一些来自敌对国家的出奔者为接受国做出了重要贡献。伍子胥原为楚人，因父兄被杀而奔吴，后来伍子胥辅佐吴王阖闾攻破郢都，差点倾覆楚国。晋国鄢陵之战中大败楚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晋军以来自楚国的出奔者苗贲皇为谋主，此人熟悉楚军布置和将士心理，他不仅向晋军提供了楚军内幕，并提出了败楚的计策。参见《春秋左传注》（修订本）。

(8)能否提供足够的庇护，保障安全是贵族选择出奔地的重要考量。楚文王将死，他让自己宠臣申侯快速出奔，并告诫他“无适小国，将不女容焉”。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316页。

(1)据统计，春秋时期的出奔事件共319起，除去出奔原因不明的49起外，余270起，其中因政治冲突（包括春秋王室和列国公室内部的君位之争、君主与卿大夫之争、卿大夫间的斗争以及卿大夫宗族内部的冲突）而引发的出奔事件共247起，超过总数的九成。参见陆琦扬：《先秦时期出奔事件研究——以春秋时期为中心》，第33—36页。

(2)胡锐军：《政治冲突、政治整合与政治秩序论纲》，《晋阳学刊》2004年第5期。

(3)关于春秋时期的盟誓与出奔之间的关系，吕静从社会秩序建构的视角作了详细地分析与整理。参见吕静：《春秋盟誓研究——神灵崇拜下的社会秩序再构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49—270页。

(1)徐勇、杨海龙：《历史政治学视角下的血缘道德王国——以周王朝的政治理想与悖论为例》，《云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

(2)裴安平：《中国的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和城市起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534页。

(3)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第234页。

(4)参见刘宁：《从〈左传〉看嫡长子继承制与春秋动乱之关系》，《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5)公族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公族，指的是在位的国君与其直系子孙组成的核心家族，主要包括国君、公子、公孙三代。而广义的公族则泛指出自历代国君的贵族成员。参见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版），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33—442页。此处的公族指的是狭义公族。

(6)《史记》卷三九，1659页。

(7)(8)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132、143、176、404页，第32页。

(9)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第3268页、2414页。

(1)《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39页。

(2)《史记》卷三九《晋世家》，第1686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1465页、第1723页、1724页。

(3)(7)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94页，第893页。

(4)吴稼祥：《公天下——多中心治理与双主体法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51页。

(5)李峰认为周人政府的运行基于“恩惠换忠诚”的原则，分封是一种“自杀式的管理制度”。参见李峰：《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与政治危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07页。

(6)春秋时期的卿大夫在封地的地位相当于次一级的君，他们在封地内享有收税、立法和建立军队的权力，可以建立自己的政治运营系统。参见吕文郁：《周代采邑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73页。

(8)宁镇疆：《由清华简〈摄命〉的三例“闻知”说西周君臣的权责关系及行政伦理》，《出土文献综合研究集刊》第1期，巴蜀书社，2021年，第146页。

(9)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663页。献公“无畜群公子”成功解决了公族成员争继君位的问题，但客观上也起到了淡化晋国政体血缘色彩的作用。

(1)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了“玺”和“符”。按规定，公文往来必须盖玺，调动军队必须合符，否则就不具备效力。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说明当时的玺符制度已经很完善。

(2)孔子为鲁司寇，“奉粟六万”（《史记》卷四七《孔子世家》，第1919页）。魏成子为相，“食禄千钟”（《史记》卷四四《魏世家》，第1840页）。

(3)《荀子·王霸》曰：“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参见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第224页。由此可见，战国已有上计制度，如果臣下不能完成任务，就受到国君的惩罚。

(4)1957年出土于安徽寿县的“鄂君启错金青铜节”，就是楚王发给鄂君启的水陆通行符节。鄂君节对于研究古代的政治、经济、军事、交通等有着巨大的价值。

(5)《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第2230页。

(6)杜正胜认为，户籍的出现使得“统治者掌握人民的方式由从血缘转为地著”，进而导致“封建解体，氏族结构涣散”。参见杜正胜：《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第32页。

(7)春秋时期的贵族采邑规模较大，能提供可观的资源。《左传·昭公五年》：“韩赋七邑，皆成县也。”（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1269页。）鲁昭公时期的晋国共49县，韩氏独占七分之一。按照晋国一县能提供百乘兵赋计，仅韩氏就多达七百乘的兵力，这几乎是一个中等诸侯国的力量。

(8)参见吕文郁：《周代采邑制度研究》，第262—271页。

(9)据相关学者的统计，仅周、鲁、晋、韩、齐、魏、宋等11国来说，236位君主中多达68位异常退位，其中春秋时期占多数。参见戴木茅：《“脆弱”的君权——春秋战国君主退位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10)参见宋丽娟：《战国“出奔”考论》，《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1)《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第2230页。

(2)从数据上看，战国时期的出奔仅60例，不足春秋时期的1/5。参见宋丽娟：《战国“出奔”考论》，《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