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 02期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四川实践路径及意义
刘立云;李昊;文化建设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重要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四川坚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通过创新创造多种形式保护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展示巴蜀文化，探索出了一条契合文化发展规律、顺应人民文化需要、彰显坚定文化自信的四川路径。四川文化建设的特色经验和有效方法，是四川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巨大成就的生动缩影，彰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和真理伟力，提供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生动实践的鲜活样本，为新时代文化强省建设注入了强大动力，也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文学研究如何打造“有用的知识”？——倪伟教授学术访谈
倪伟;刘容天;<正>一、文学研究的人文担当刘容天（以下简称刘）：倪老师，您好。在《作为视野和方法的文化研究》一文中您曾谈到，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已无力解释“我们身边急剧变化的世界”，这是学科发展陷入“委顿”的重要表征(1)。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您的看法是否有所改变？您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应如何面对急剧变化的世界所带来的挑战？倪伟（以下简称倪）：你提到的是我2001年的一篇旧作。
战国时期楚国中枢机构对禄地的司法干预——以包山简中楚邑“?”为例
彭邦本;苏逾辉;战国时期楚国存规模不等的禄地，这些田土或聚落的收益由某机构的官吏或其中某个官员享用。当时，楚国禄地的司法事务受其所隶属的官府或官员干预，官府或某官员的属吏具体经办，但上述司法事务的最终裁决权归属楚国中枢机构。上述特点在有关楚禄地“?”的记录中得到充分体现。“?”为官员禄地，楚国中枢机构借助该官员的属员干涉“?”邑司法事务。楚国中枢机构对于禄地的司法干预和对县邑以及封君封地的干预方式有类似之处。以上种种无不体现出战国时期楚国乃至整个华夏地区国家对社会支配力度逐渐强化的趋势。
西汉公府掾史秩级新探
刘晨亮;汉初丞相史无秩，高帝元年（前206）至九年（前198）其职级待遇参照六百石，孝惠五年（前190）后调整为比照五百石。文帝后元元年（前163）后丞相史始获得五百石正秩，然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前，其秩级复降为四百石。丞相府为强化属吏层级，于元狩六年（前117）前增置秩三百石之“少史”与秩百石之“属”。《二年律令·赐律》及《汉律十六章·朝律》《功令》中比照六百石的御史，实非御史大夫属吏序列中之“御史少史”，而系文帝后元元年后获得正秩六百石，员四十五人的御史官。至元封元年（前110），御史大夫府效仿丞相府改制，亦建立“御史—少史—属”三级属吏结构。《汉旧仪》载两府属吏互“守”是一种官署地理邻近的卑官“守”高官的代理制度，不是“从同秩补”，这种互“守”现象反映了两府属吏存在御史、丞相史、御史少史、丞相少史的职级序列，同时佐证御史大夫府在元封元年后已迁出宫禁，与丞相府形成相邻布局的行政格局。
清代前期对酿酒业的管控与妥协
肖俊生;清代前期统治者出于对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担忧，基本上采取酒禁政策。但禁酒令效果不理想，尤其是遇到粮食丰收之年，以及高粱丰产区域，如何做到不谷贱伤农、创造更高的价值，是朝野共同关心的话题。在发现酿酒业“虽欲禁止，势所不能”后，清代统治者采取了一种务实的态度，允许高粱丰产之地申请牙贴（酒类生产许可证）酿酒，并照章收税。另一方面，政府对民间零星制造、家庭酿酒也听之任之。但是政府不允许使用小麦进行大规模踩曲。此外，乾隆时期人口激增，城市经济日趋活跃，酿酒业是一个新兴产业，也吸引更多的人加入这一个行业。默许酿酒业的发展也是清代统治者解决就业问题、发展社会经济、保持社会稳定的一种尝试。清朝统治者在对酿酒业的管理过程中遵循了一些市场经济行为，部分体现了民本思想。
赋名的确立与南北文化的交融
邓稳;《荀子·赋篇》的篇名不为荀况自题，传世文献也看不出赋家继《赋篇》作赋的依据，实不能证明赋体得名于《赋篇》。因为“赋”字具有献纳的形式而逐渐脱离与物相关的本义限制，使“赋政”“赋诗”得以成词，最终具有了“韵诵”之意。当“赋诗”一词逐渐淡出北方文化时，南方楚人屈原、宋玉却以“韵诵”义大量使用“赋”字，最终在宋玉赋序“试为寡人赋之”的固定使用中使赋体之名得以成立。赋名的确立与阐释是南北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亦是南人、北人相继参与的过程。这一处理冲突与交融、沿袭与革新的模式及智慧，在中华民族此后的数次南北文化交融以及近百年的中西文化碰撞中得到了检验，成为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重要法宝。
文学性视域下的《四库全书总目》小说观
董宇婷;《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提要在文本批评中形成了自成一家的成书观和语言观，分别体现了关于小说生成方式与语态特征的思想理念，是其文学性小说观的集中体现。在成书观念上，《总目》以蒐集传闻、摭拾成编与据书辑之、剽剟熔炼为小说的两种主要生成方式，有逻辑与有择持是保证小说不至流于冗滥的成书手段。《总目》从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尚雅斥俗、崇简黜冗，以丰蔚淳实为美的小说语言观。在《总目》对小说的文学批评中，常律小说以史家与文家笔法，以求实和雅洁的标准来约束之，这既是受儒家传统观念支配的结果，又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所积淀的审美理想，是破体观念的表现。
井上哲次郎与朱谦之日本阳明学派研究的再讨论
戴森宇;在近现代日本阳明学谱系研究的著作中，朱谦之所著《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与井上哲次郎《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堪称“双璧”，但现代很多中国学者认为朱谦之完整继承了井上哲次郎的写作思路与观点，这种认知易于让人低估朱著的价值以及对井上著的盲目推崇或质疑，进而忽略两书蕴含的两位哲学史家对日本阳明学的深刻洞见与哲学史叙事中展现的观念与文化上的差异。相比较而言，井上著在写作目的上更强调日本阳明学派与中国的差异，将日本阳明学看作构建日本精神与培育国民道德心的重要资源，其中蕴藏的神道意味与实用主义显而易见；叙事结构上按简介、著述、学说等分类叙述。而朱著则更重视学理的贯通，结合中国文化传统资源挖掘与整理的需要与个人学术理想，为探究阳明学对日本产生的影响以及中日两国阳明学异同的问题展开研究。此外，二者在涉及一些学者的学派归属问题上双方也各执一词。国内学者对此有一些讨论，但多认为朱谦之主要受井上哲次郎的影响，这一点值得商榷。
信靠与委心：心学思想的宗教精神
洪明超;儒家思想本具有鲜明的宗教性。其中心学思想强调能动的本心既是超越的天理，又是内在的本性，正与程朱理学体系中因缺乏“本心”而被视为存在道德实践困境构成鲜明对比。而在对待此超越者的态度上，心学家（如白沙、阳明）的悟道经验以及对本心良知的态度（信此心、依靠良知），又可与基督教强调皈依过程中彻底弃绝自我、委心超越的上帝的态度相对照。通过揭示心学与基督教两种不同思想体系中存在的信靠委心超越者的相似态度，有助于我们在宗教比较视野下理解心学思想及其宗教精神。
宣汉罗家坝东周墓地族群问题的再检讨
陈卫东;关于宣汉罗家坝遗址东周墓葬的族属，学术界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是巴人，另一种认为是蜀人。之所以产生如此不同的意见，在于理论方法上的差异，执巴人说的学者往往在历史文献中寻找族属，但是其无法说明晚期的历史文献是否对应早期的族群；而执蜀人说的学者则主要通过对比具体的遗迹或遗物来确认族属，但具体哪些遗迹或遗物能够直接对应族群往往看法不一。基于此，本文对这两种观点进行具体分析，并结合历史文献和人类学的族群认同理论进行分析，认为该墓地应属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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