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 01期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文明建设
张三元;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式现代化“五位一体”的整体性文明体系中，生态文明居于兜底、归总的地位，表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现代化的重要维度。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一种价值理念和实践目标，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两山论”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表达，是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其生态文明建设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的革命性变革，而这些变革都以最严格的制度和最严密的法治为保障，形成一种制度思维方式。
论庄子的生死观：以死亡与自我的关系为中心
蔡广进;庄子对死亡问题的勘破奠基于对自我观念的重新理解。常人对死亡的恐惧源于将生命执着为“向来我属”，生死被视为“我”之最大得失，故“吾丧我”即是借由对死亡的思考而开启对自我的重新定向，是从固化的现成主体向开放性主体的转变。借助梦觉与死生现象的同构类比，庄子以“蝴蝶梦”与“髑髅梦”揭示出死与生、梦与觉之间本质上各不相知，故悦生恶死只是认知主体以生视死视角下的独断。在宇宙大化流行的视域中，死生、梦觉之区分并非绝对不变、而是相互转化，正是死亡这一“终极的转化”才使得生命成为可能性之在。庄子“藏天下”与“薪尽火传”之喻所展现的永恒生命观，不同于柏拉图-基督教传统中对“灵魂/形式不灭”的追求，庄子生死观蕴含个体生命有尽而大化生命无限的意涵。在生生不已的造化之流中，人的生命存在通过“与化同体”获得永恒的连续性，这种连续不是我的个体性保留，而是我与万物在生命本质上的贯通：“死”不再是我的终结，而是我参与宇宙生生之德的方式，故真人能“不知说生，不知恶死”。
《周易》之“观”的哲学阐释与历史省察
唐定坤;《易》中之“观”得周秦先贤理解世界之精要，是一个具有相对完整程式的、以类通思维为枢纽的哲学范畴，还宜结合历史和思想予以考察。后代的“观”主要以儒家政教的“强制阐释”为主，降格为王制所观以进求治国教民之术，连并方技“观物”与艺术“观法”，都朝着“术化”的形下方向发展。虽在如识字、品人、理学家观物诸领域仍时见《易》道精神，但整体上本于文明进步的需要，社会实践中的知性迫使理性导引法则而抵制感受力，使得一门之学的各自形成逐渐疏离了“道”的整全性。为此需要体认“道术为天下裂”这一思想史态势下“观象通道”与“观器得法”的辩证关系，在二者的相反相成中，出脱现代化的物理时空宰制而“复观”自我以为人文教化。
成都平原早期青铜时代刍议
周志清;成都平原在距今3700—3600年已经进入青铜化进程，成都平原早、晚期青铜器无论是数量抑或是形制均有着鲜明的差异，他们代表成都平原青铜化进程中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成都平原早期青铜时代上限为距今3700—3600年，下限为距今3400—3300年，其以小型工具、兵器、装饰品等为基本组合，以红铜、锡青铜、铅青铜、砷铜和铅锡青铜为主要合金，其技术体系和组合可能受西北或欧亚草原青铜文化传统的影响。距今3400—3300年，成都平原青铜器风格与技术体系发生巨大变化。受中原二里岗文明冲击波的影响，成都平原渊源于西北地区的青铜冶铸技术传统被打断，经由长江中下游或汉中地区辗转而来的商文明冶铸技术体系成为主导，并与当地早期青铜冶铸技术耦合形成成都平原独立的冶金技术体系，并经古蜀地区独特而发达的祭祀传统领先于长江上游地区。
从黄金制品看三星堆文化与中原商文化的交流互动
李桂芳;根据考古发现，甘肃玉门市火烧沟遗址（即四坝文化）出土的金器是我国境内最早的一批黄金制品。至商代，出土黄金制品逐渐增多，分布区域主要集中在中原、北方和川西平原，其中川西平原的三星堆遗址，因出土的黄金制品体量庞大，数量众多，品类丰富而冠绝天下。尽管三星堆文化的黄金制品相较于中原商文化的黄金有其自身特色，即主要用于祭祀。但在黄金制品的类别、黄金制作工艺以及矿料来源上与中原商文化具有相同之处。因此，黄金制品不仅是三星堆文化与商文化之间交流互动的重要体现，也折射出早期中华文明在多元交流中的融合与一体化趋势。
明代四川赋役数据的整理与分析
高寿仙;明代田赋的基本框架沿袭了唐宋以来的两税法，但复杂程度超过前代。经过学术界近百年的努力，围绕明代赋役制度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厚的研究成果，其中包含着大量的区域性研究，只是在地域分布上非常不均衡，而四川就是最被忽视的区域之一。基础数据是开展研究的基础，目前明代四川的赋役数据尚未得到系统的搜集和整理。本文对中央政书和四川地方文献记载的明代四川的田土、人口、田赋、徭役等数据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和汇集，其中既包括历时性的变化数据，也包括共时性的分府州数据，以便读者了解明代四川赋役制度的整体情况和区域差异。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开展扫盲运动宣传动员的实践与经验
冯兵;王紫徽;宣传动员是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提升党在群众中影响力的优秀传统。新中国成立初期，文盲在全国总人口中占有百分之八十的比例，这一现状与党提出的伴随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必然出现一个文化建设高潮的目标格格不入。人民群众在实现政治上翻身的同时，也需要在文化上实现质的飞跃。通过开展广泛的宣传动员，组织人民群众和其他社会力量参与扫盲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政治任务。基于此，各级党政部门为顺利推进扫盲运动，通过会议宣传、报刊宣传、“三想四算”、树立模范、扫盲红旗竞赛等灵活多样的动员形式，统一了各级干部和基层群众的思想和行动，强化了干部的典型示范作用，调动了群众参加扫盲的积极性，促成了良好社会风貌的形成。通过扫盲运动，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有所增强，文化水平得以提高，为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文体与物：诗骚赋写莲论例
杨淑雯;易闻晓;莲在《诗》《楚辞》至赋体中的书写流变，微观地揭示了文学文体的重要演进。在《诗》中，莲为比兴喻体，其美艳形貌、邂逅“美人”的水泽场景，已奠后世书写之基。《离骚》中莲升华为高洁人格的核心象征，并与众芳草形成物类铺陈。《九歌》则别开一途，莲与众芳交融，初构情景相生的意境，并作为人神沟通的芬芳媒介。下及汉晋大赋，莲作为物类铺陈中的单元被呈现，或附丽于建筑绘画，始见形容刻画。东汉以降，莲赋渐兴，至六朝而大盛，终获专题体物之表现，其书写集中于江南场景与男女相悦之情，体制骈俪，措语精工，于色彩光影间追求整体摹绘，其造语用字，仍可见汉大赋之影迹。
高丽文人李齐贤的蜀道之旅与中韩文化交流
罗建新;云宁宁;延祐三年（1316），高丽文人李齐贤奉命至成都、峨眉进香，沿元代连云栈道入蜀，往返一年余，途中创作众多诗词，既勾勒了蜀道地理风貌与旅途的艰辛，又借凭吊历史古迹抒发家国情怀，融入对汉文化的深刻认同与异域文人的独特思考。在元期间，他与赵孟頫、元明善等交游唱和，创作中既吸收了中国诗词的遣词造句、历史典故与创作风格，展现了对汉文化的高度认同，又融入了高丽文人的身份自觉与本土意识，将羁旅体验内化为精神求索。这不仅拓展了朝鲜汉诗的题材边界，影响了韩国文学的发展，更形成了“域外蜀道”的书写传统。其蜀道之旅堪称中韩古代文化互动的缩影，既见证了汉文化的域外扩散，亦彰显了朝鲜半岛文人在文化交流中的主体意识，为东亚汉文化圈的多元发展作出了贡献。
有文学研究的地方，就有文学地理学——曾大兴教授访谈录
曾大兴;谭永利;<正>第十五届中国文学地理学会年会2025年夏在江苏盐城召开之际，成都理工大学谭永利副教授专访了中国文学地理学会会长、广州大学曾大兴教授。曾教授作为我国文学地理学学科体系的重要奠基者，三十余年来，以《文学地理学概论》《气候、物候与文学》《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等开创性著作，系统构建了文学地理学的理论框架与方法体系，推动了这个新兴学科从研究方法到独立学科的深刻转型。他提出的“文学与地理环境双向互动”“文学景观”“系地法”等核心概念，已成为学界广泛使用的重要理论工具；他倡导的文学地理学与文学史“双峰并峙”的学科构想，更为当代中国学术格局注入了新的活力。本次访谈围绕文学地理学所取得的成就、在新时代的发展路径、理论创新与地域文化建设等议题展开探讨，以期推动该学科研究迈向新阶段。
- 2026年
- 2025年
- 2024年
- 2023年
- 2022年
- 2021年
- 2020年
- 2019年
- 2018年
- 2017年
- 2016年
- 2015年
- 2014年
- 2013年
- 2012年
- 2011年
- 2010年
- 2009年
- 2008年
- 2007年
- 2006年
- 2005年
- 2004年
- 2003年
- 2002年
- 2001年
- 2000年
- 1999年
- 1998年
- 1997年
- 1996年
- 1995年
- 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