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 05期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范式重构
杨文圣;侯应寿;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文明发展实践深度融合的最新理论成果，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强大引领力与非凡思想力，对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意义重大。它以积极争取文明话语权的方式，超越以往单纯依靠精神的独立性自守维持中华文明存续发展的局限性，开启了对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范式重构，既增强了传播力影响力，又主动守护了精神的独立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实践中，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精神标识与文化精髓，重构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开辟文化主体性建构的现实路径，勾勒出了文明形态创新、文明交流对话共生、强国使命引领发展的实践图景和现实目标。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上，为破解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体系，助力民族复兴伟业，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注入了强大精神力量。
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浙江萌发探索的理论特质与实践智慧
贺武华;莫彤;浙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探索地，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对文化建设的新思想、新思路、新见解贯穿宣传思想、文艺工作和思政教育等方方面面。习近平着眼于进一步建设浙江文化大省的现实需要，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贯彻文化工作始终，在赓续历史文脉和铸造文化精神中推进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融会贯通，在守正创新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习近平在浙江的文化工作进行循迹溯源，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应有之义。
南亚廊道(清溪道)汉晋至唐宋走向变化的考古学观察
孙静;自汉晋至唐宋，清溪道经历了反复开通与闭塞。在此过程中，道路走向并非一成不变，尤其在东晋以降长期梗阻之后，部分路段的走向发生了数次较大变动。与汉晋时期相比，清溪道在唐宋时期主要在新津至临邛段、临邛至雅安段、荥经至汉源段、汉源至越西段等四个路段进行了改道。
雅集与治道：宋代赏花钓鱼曲宴的政治文化意蕴
纪昌兰;北宋时，由帝王主导的赏花钓鱼曲宴在宫廷中兴起一时，具有浓郁的政治文化色彩。后来，随着时代发展与内外政局变化，颇为隆盛的赏花钓鱼曲宴活动渐趋衰微，直至消失在宋代国家历史舞台上。这与其所蕴含的粉饰太平之意、君臣对此类宴饮活动评价不高、帝王之为政意识等主客观因素密切相关。赏花钓鱼曲宴之兴衰变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宋朝皇权运作空间的灵活转换和国家政治生态的多重面相。
符号化用与正统重构：17—19世纪朝鲜“箕子白马”叙事建构
金胜满;17—19世纪，朝鲜士人将《诗经·周颂·有客》中微子“白马朝周”的文本符号化用至箕子之上，借此重构朝鲜王朝在华夏文明谱系中的地位。本文以朝鲜燕行文献为核心史料，梳理出这一叙事建构的三个阶段：（1）壬辰倭乱后，朝鲜通过“箕子白马”嫁接商周文明，修复战争创伤并重塑文明自尊。（2）明末清初，燕行使臣以“白马—麦秀”符号作双重隐喻，哀商逝而悼明亡，构建反清复明话语，并逐步融合“夷齐”意象建构朝鲜文明优越论。（3）18世纪中叶，安鼎福等学者通过礼制考据与民俗实证，将传说上升为正统史观；一众燕行使臣跨越世纪的笔记录述，亦不断将传说锚定为历史真实。“箕子白马”叙事建构发生于中朝宗藩体系之内，朝鲜士人通过主动嫁接“白马”，建构出兼具“依附”与“自证”特质的“小中华”身份。
以钱计功，散财积福：清代费钱功德善书研究
张琬容;以钱计功是一种金钱功德计算模式，在《太微仙君功过格》就已经出现，并散见于明清时期的各种功过格，清初得以汇编于费钱功德善书之中，有《费钱行功格》和《富家费钱功德》两种版本。信众绝非直接花钱购买功德，而是将金钱切实投入到慈善实践，包含经济援助、社会福利、赈灾救难、公共事业、道德教化等多种途径。富人代替上天在人间实现金钱的再分配，希望以此得到功德与福泽，反映出散财积福的金钱观。本文在分析费钱功德善书的版本与内容的基础上，梳理以钱计功模式的发展历程，展示其中的慈善实践与思想，探讨散财积福的金钱观念。
欧阳修身后形象的宋代建构
杨向奎;王旻涵;欧阳修的历史形象在两宋时期经历了从政绩与文学并重的立体书写向单一文化符号转变的过程。北宋家族撰述与同僚碑传通过政事细节与文学功绩的平衡叙事，构建起兼具谏臣风骨与文坛宗师的双重形象。南宋官修史籍则通过删削政治争议、强化文学谱系，逐渐消解其政治改革者的复杂面相，最终确立为超越党争的文化典范。在这一书写嬗变过程中，欧阳修的谏诤锋芒渐隐于历史文本，而“天下翕然师尊之”的文宗形象最终定格。两宋史笔对欧阳修形象的重塑，既折射出官方意识形态对士人典范的筛选逻辑，也揭示了历史书写中个体锋芒消融于符号化建构的内在规律。
清代鄂西南竹枝词所见的中华民族共同性——基于民族志诗学的意象阐释
林婵娟;李然;清代全面改土归流后，书写鄂西南地区的竹枝词大量涌现，其文本蕴含着对中华民族共同性的诗性表达。本土文人与地方流官的主、客位视野交织，使竹枝词成为士人共同投身文化治理的实践产物。在中央王朝开展一体化有效治理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语境下，书写者将情感、隐喻、修辞等建构性因素融入其中，使鄂西南竹枝词文本在日渐趋向一体化的经济空间、儒释道交融共生的文化景观、蕴含国家认同感的身份符号等维度中呈现出鲜明的中华民族共同性意象。因此，竹枝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资源，其对中华民族共同性的诗性表达正是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学根基。
“神思”概念的生成语境与词义、内涵
王倩;江守义;“神思”的生成语境、词义、内涵三方面能够为当前学界对刘勰“神思”概念的研究提供较为清晰的脉络。作为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的核心范畴，“神思”的发生、发展有其独特的生成语境，当前学界主要持“虚静”说、周易的“神感”说和佛教的“重神”说。因对“神”和“思”的词义界定不一，呈现了丰富的“神”“思”关系，包括重“神”观、重“思”观、“神”“思”并列观及“神思”整体观。关于“神思”的内涵，学界主要持想象说、构思说和灵感说，但将“神思”与想象、构思和灵感的关系视作等同或包含，都不确切。为此，需要学者通过重构其与想象、构思和灵感的关系、将想象、灵感、构思作为“神思”的某一过程、寻找新的中介以纠单一论之偏。
试论中国古代文艺理论范畴的主要特征
杨玉华;卿金凤;中国古代文艺理论范畴是在深厚中华文化背景下，广大的文学艺术家和理论家在长期的艺术实践和理论批评探索过程中逐步总结凝炼出来的，带有深刻的中华民族文化印记。这些范畴概念，融通诗画书艺，贯穿儒释道仙，内容丰富，气象万千。从宏阔的“历史长时段”看，有一以贯之的精神气脉纵贯始终，从而总体上表现出一些颇具中华民族文化底蕴的、有别于西方文艺理论的鲜明特征。认真研究总结这些特色特征，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领悟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丰富内涵并进行现代转化和运用，对于中西文艺理论的互照互释、互鉴互补，以及重建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中国文论话语体系都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