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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王忠：《新唐书南诏传笺证》，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方国瑜主编，徐文德、木芹纂录校订：《云南史料丛刊》（第一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王文光、陈燕：《〈新唐书〉的“四夷传”与唐代的民族史志研究》，《学术探索》2014年第1期；汪受宽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北京：华夏出版社，2020年。

(1)此处所说的“历史思想”即“指人们对客观历史运动的认识”，包括对古今关系的认识、“历史鉴戒思想”“多民族同源共祖思想”等多个方面；“史学思想”则包括史才、史学、史识、史学功用等方面。参见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1页、第42页。

(2)吐蕃曾形容南诏“常为两头蛮挟唐为轻重”，意在指出南诏常根据现实利弊关系而左右于吐蕃与唐廷之间。参见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二二《南蛮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77页。

(3)刘昫等：《旧唐书》卷二八《音乐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53页。

(4)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二《礼乐志十二》，第480页。

(5)关于《南诏奉圣乐》的作者，《唐会要》及今人左汉林认为是异牟寻，吕洪静以为是韦皋，而崔明德则认为异牟寻与韦皋皆是作者，且二者承担了不同工作。笔者比较认同崔明德意见，这也能更好的说明两《唐书》对此事书写的差异，应都是基于客观历史事实。参见王溥：《唐会要》卷三三《南蛮诸国乐》，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620页；左汉林：《唐代“四夷”、“边将”献乐考述》，《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吕洪静：《〈南诏奉圣乐〉表征及所承载的音乐文化》，《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崔明德：《南诏民族关系思想初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2期。

(6)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七《南蛮西南蛮传》，第5286页。

(1)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二二《南蛮下》，第6308页。

(2)方冬从南诏对唐刻意隐瞒“僭号”的行为出发，认为“（唐廷）朝贡秩序的运行，有藩属政权主动参与的一面”。从这个角度来看，《旧唐书》对唐、南诏、骠国三者朝贡互动行为的叙述要更加合理。参见方冬：《唐朝藩属政权的“华夏时间”——以南诏、渤海年号改元为线索》，《历史研究》2023年第1期。

(3)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三《德宗本纪下》，第378-379页。

(4)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下》，第5258页；卷一九七《南蛮西南蛮传》，第5283页。

(5)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二二《南蛮上》，第6274-6275页。

(6)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八四《杨收传》，第5394页。

(7)王文光：《“大一统”中国发展史与中国边疆民族发展的“多元一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4期。

(1)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七《南蛮西南蛮传》，第5280-5283页。

(2)方国瑜认为：“考《南诏录》凡三卷，上卷记山川风土，余二卷纪行程及出使事，疑《南诏传》所载南诏风土制度之四段，即录自徐云虔书，为其在南诏访问所得者。”参见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一册），第72页；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二二《南蛮上》，第6267-6268页；樊绰撰，向达校注：《蛮书校注》卷九《南蛮条教第九》，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221-222页。

(3)孙红梅：《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元代“中国”认同》，《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4)李大龙：《政权与族群：中国边疆学基础理论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75-180页。

(5)费孝通曾通过中国各民族的起源、分布与迁移，揭示出中国的统一是一个逐渐扩大、巩固的过程，即从各民族的局部统一到较大地区的多民族统一，最后达到全国统一。参见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6页。

(1)参见樊绰著，赵吕甫校释：《云南志校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66页。

(2)(3)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七《南蛮西南蛮传》，第5274页，第5276页。

(4)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二二《南蛮下》，第6319页。

(1)如上文所引，《旧唐书》称：“其首领谢龙羽，大业末据其地，胜兵数万人。”《新唐书》则记载：“首领亦姓谢氏，至龙羽有兵三万”。

(2)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二二《南蛮下》，第6320页。

(3)刘昫等：《旧唐书》卷一〇《肃宗本纪》，第248页。

(4)陈乐保：《唐代剑南羌蛮子弟与西南边疆经略——兼论羌蛮子弟与城傍子弟之异同》，《中国史研究》2023年第2期。

(5)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六《肃宗本纪》，第158页。

(6)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七《南蛮西南蛮传》，第5274页。《新唐书》的记载亦大致相同，参见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二二《南蛮下》，第6320页。

(1)(2)汪高鑫、郭倩：《二十四史民族史撰述与中国多民族国家历史的构建》，《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3)李大龙：《东亚“天下”传统政治格局的形成及演变趋势——以政权建构与族群聚合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2期。

(4)司马迁：《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2996页。

(5)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七《南蛮西南蛮传》，5269-5286页。

(1)《旧唐书》作者在编纂、连缀史料时，也有不足之处，给人留下了逻辑不明、书写混乱的印象。据方国瑜考证，《旧唐书》作者是见过韦皋《开复西南夷事状》等唐代著述以及唐代“史馆旧文”的。因此，他对西南地区族群应较为了解。而之所以出现这种书写混乱的现象，应与《旧唐书》“了草塞责，官书气息异常严重”有关。参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一卷），第370页。

(2)夷卒是来自于南诏治下各部族的军队。参见李昆声、祁庆富：《南诏史话》，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82页；段玉明：《大理国军事制度考略》，《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

(3)(5)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二二《南蛮上》，第6268页，第6271页。

(4)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二二《南蛮中》，第6283页。

(6)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七《南蛮西南蛮传》，第5286页。

(1)樊绰撰，向达校注：《蛮书校注》卷一〇《南蛮疆界接连诸蕃夷国名第十》，第267页。

(2)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二二《南蛮中》，第6295页。

(3)原指“先商”首领王亥在一个叫有易的部落淫乱，后被有易族人杀死，牛群也被夺走。《易经》将此事录入卦爻辞之中，称为“丧牛于易，凶”。参见王弼注，孔颖达疏，卢光明、李申整理，吕绍纲审定：《周易正义》卷六，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71页；方诗铭、王修龄撰：《古本竹书纪年辑证·夏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2页；李硕：《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94页。

(4)方铁：《论中国古代的治边方略》，《思想战线》2017年第1期。

(1)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6年，第197页。

(2)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八〇《晋书六》，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063页。

(3)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529页。

(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宋太祖开宝九年，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382页。

(5)黄纯艳：《宋朝对境外诸国和政权的册封制度》，《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6)黄纯艳：《朝贡体系与宋朝国家安全》，《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第2期。

(7)李东红：《南天佛国——南诏大理佛教历史与文化》，北京：中华书局，2023年，第102页。

(8)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34页。

(9)脱脱等：《宋史》卷四八八《外国四》，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073页。

(1)赵莹：《论修唐史奏》，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八五四《赵莹》，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963页。

(2)(3)李凯、陶晓姗：《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第四卷（五代两宋时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7-30页，第30页。

(4)苏辙：《欧阳文忠公神道碑》，中华书局编辑部：《四部备要》（第7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864页。

(5)曾公亮：《进唐书表》，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末，第6471-6472页。

(6)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一卷），第350页，第362页。

(1)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一六，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