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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官之学有着悠久的口述传统，而清华简《保训》对研究这一话题意义重大。“保训”是一种把前代治国大法传给嗣君的古老的口述行为。“昔前人传保，必受之以詷”的“詷”，从“今朕疾允病，恐弗念终，汝以箸（书）受之”来看，属于典籍中“讽诵”一类行为。后人综合文王口述的“詷”和他事先备好的“书”，才形成清华简《保训》这一文本。《汉书·艺文志》中“君举必书”的做法，很大程度上是不现实的。古人通过口传可解决的问题，完全可以不形成文字。王官之学存在贵族的“共享素材库”，其中信息会被贵族口头传播；这一过程中古人利用了“提示物”，在特定的社会需要下形成文本；王官之学的文本达成以后也没有和口述断绝。而“前任者”和“继任者”之间的口述训诫，在中国古代执政经验的传承上形成了独特的话语与规范。
Abstract：The royal official scholarship has a long-standing tradition of oral transmission, for which the Tsinghua bamboo slips Baoxun holds significant importance. “Baoxun” refers to an ancient oral practice whereby the governing principles of previous dynasties were transmitted to the heir apparent. The term “詷”(tóng) in the phrase “In the past, when predecessors transmitted bao [the royal teachings/treasure], it was invariably received through tong” – understood from the context “Now that I am gravely ill and fear I cannot see the end, you shall receive it through shu [writing/document]” –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activities known in classical texts as “recitation”(fěng sòng). The text of the Tsinghua Baoxun as it exists today was formed by later generations combining King Wen's oral tong with the shu(written document) he had prepared in advance. The principle recorded in the “Hanshu Yiwenzhi”(Treatise on Literature in the Book of Han) that “the ruler's every action must be recorded” is, to a large extent, impractical. Matters that could be resolved by the ancients through oral transmission did not necessarily require the creation of written records. The royal official scholarship possessed a “shared material repository” for the nobility, from which information was disseminated orally. In this process, the ancients utilized “mnemonic aids”, and texts were formed only under specific societal needs. Even after the texts of the royal official scholarship were established, they were not completely severed from the oral tradition. The oral instructions passed from “predecessors” to “successors” formed a unique discourse and norms for the transmission of governing experience in ancient China.
(1)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132页。
(2)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80页。
(3)沈文倬：《略论宗周王官之学》，见氏著：《菿闇文存》，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435—436页。
(1)李宗侗：《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历史的剖面》，中华书局，2010年，第42页。
(2)西方学者对口述文献予以更多的关注。如美国学者帕里（Milman Parry）和其弟子洛德（Albert B.Lord）在《荷马史诗》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文献可能原来没有定本，经过几百年的颂吟才被写下来，每一次有诗人颂吟都是一次新的创造，每一个创造都会包括或多或少“异文”。这一思路被西方学者称为“帕里-洛德口述文学”概念，并把它经常用于探讨先秦时期文献的创造和传授背景。此后王靖贤（C.H.Wang）、何莫邪（Christoph Harbsmeier）、安乐哲（Roger Ames）、柯马丁（Martin Kern）等学者都认识到先秦文献流传过程中口述发挥了相当的作用，并对口头传述者的加工予以高度的重视。见夏含夷：《先秦时代“书”之传授》，《兴与象：中国古代文化史论集》，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63—178页。
(3)《保训》，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上海文艺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西书局，2010年，第143页。文本古文字尽可能用现代汉字表示。
(4)李零先生认为这段话大意是：“文王五十年时，[文王的病]总是不好。文王担心，日子一天比一天少，如果再不留下遗嘱，恐怕就来不及了。戊子之日，从溃水出发。己丑之日，天蒙蒙亮，[到达某地。武王最终未能赶到文王的身边]。文王留下遗嘱说:发！我的病已经很重，恐怕来不及跟你讲话了。从前，古人垂教训于后世，都是当面口授，如今我的病日益加重，恐怕等不到最后时刻了，你还是听我书面讲吧，一定要恭敬从命，不可贪图安逸享受。”见李零：《读清华简〈保训〉释文》，《中国文物报》2009年8月21日。如果从《尚书·顾命》描述的情况看，文中的“溃水”当是洗脸为妥，应不是水名；文王已弥留，似乎也没有必要外出。当从清华大学整理者的解释。
(5)张瀚墨：《新出文本与历史真实：王位继承语境下清华简〈保训〉篇解读及相关问题讨论》，《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6)李学勤：《周文王遗言》，《光明日报》2009年4月13日，第12版。
(1)李零：《读清华简〈保训〉释文》，《中国文物报》2009年8月21日，第7版。
(2)王连龙：《对姜广辉先生〈保训〉“十疑”一文的几点释疑》，《光明日报》2009年5月25日，第12版。
(3)廖名春、陈慧：《清华简〈保训〉篇解读》，《中国哲学史》2010年第3期。
(4)李守奎：《〈保训〉二题》，《出土文献》第一辑，中西书局，2010年，第78—86页。
(5)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40页。
(6)许慎撰，陶生魁点校：《说文解字》，中华书局，2020年，第232页。
(7)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第179页。
(8)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中华书局，1996年，第60页。
(9)刘起釪先生指出《尚书·洪范》通体用韵，和西周金文很多都用韵一样，是一种较早期的文风；文字方面也显示出西周的痕迹，“沉潜刚克，高明柔克”与沈子他簋“考克渊克”句例相同；中心思想上以赤裸的神权政治加暴力手段，没有周朝“德政”作为辅助，显然只有商代才能这样。见刘起釪：《〈洪范〉这篇统治大法的形成过程》，《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303—335页。晁福林先生也指出，箕子献《洪范》九畴，着力提倡王权，并未脱开商人观念的影响，是商人整体意识形态的反映。这种早期的君主专制并不具备可靠的社会控制系统（如官僚系统）的支撑与保证，而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君主个人施展淫威的表现。晁福林：《说彝伦——殷周之际社会秩序的重构》，《历史研究》2009年第4期。
(10)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97页。
(1)赵敏俐：《治国大法的古老传承——〈尚书·洪范〉的早期书写研究》，《人文杂志》2024年第5期。
(2)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97页。
(3)(8)《保训》，《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第143页，第143页。
(4)赵平安：《〈保训〉的性质和结构》，《光明日报》2009年4月13日，第12版。
(5)柯鹤立：《清华简〈保训〉中的“训”及古代传播“训”的方式》，《清华简研究》第一辑，中西书局，2012年，第74—83页。
(6)晁福林：《观念史研究的一个标本——清华简〈保训〉补释》，《文史哲》2015年第3期。
(7)杨家刚、田旭东：《诫子之训：出土文献训体释例与训诫制度抉微》，《清华简研究》第四辑，第198—212页。
(1)李宗侗：《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历史的剖面》，中华书局，2010年，第42页。
(2)《保训》，《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第144—145页；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保训〉释文》，《文物》2009年第6期。
(3)详见亓琳：《清华简〈保训〉研究综述》，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第20—22页。
(4)杨家刚、田旭东：《诫子之训：出土文献训体释例与训诫制度抉微》，《清华简研究》第四辑，第198—212页。
(5)(6)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721页，第1721页。
(1)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90页。
(2)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1715页。
(3)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193页。
(4)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468页。
(5)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第889、965页。
(6)许慎撰，陶生魁点校：《说文解字》，第99页。
(7)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17页。
(1)(3)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马彪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2—23页，第22—23页。
(2)晁福林：《论殷代神权》，《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
(4)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201、292页。
(5)魏源：《书古微·附禹贡说》，岳麓书社，2004年，第209页。
(6)李学勤：《〈尝麦〉篇研究》，《古文献丛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87—95页。
(7)《世俘》是被确认的周初文献，见顾颉刚《〈逸周书·世俘篇〉校注、写定与评论》，《文史》第2辑。李学勤《〈尝麦〉篇研究》认为，“《尝麦》有可能是穆王初年的作品”。张怀通认为“《尝麦》最初当成于西周早期”，“《尝麦》经过西周春秋时代的流传，到战国时代基本定型时，其语言文字已经变得较为通俗，并且有春秋末年、战国时代的官职羼入其中”。见张怀通：《〈尝麦〉新研》，《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3期。
(8)裘锡圭：《关于殷墟卜辞的“瞽”》，王宇信、宋镇豪、孟宪武主编：《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1)左丘明撰，徐元诰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第10、83、325、344—345、501页。
(2)晁福林：《先秦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66页。
(3)班固：《汉书》，第1039页。
(4)柯马丁：《早期中国诗歌与文本研究诸问题——从〈蟋蟀〉谈起》，柯马丁著，郭西安校：《表演与阐释：早期中国诗学研究》，顾一心、姚竹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
(5)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90—91页。
(6)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05页。《顾命》“在后之侗”，或把“侗”解释成“童”，但不如读为“诵”好，和《保训》一致。
(1)《无逸》，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68、470—471页。
(2)李凯：《口述与文本：中国上古时期的文献传播的三个阶段》，《社会科学战线》2023年第8期。
(3)李守奎：《〈保训〉二题》，《出土文献》第一辑，第78—86页。
(4)刘光胜：《〈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筒（壹）〉整理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67—68页。
(5)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125、221页。
(6)杨家刚、田旭东：《诫子之训：出土文献训体释例与训诫制度抉微》，《清华简研究》第一辑，中西书局，2021年。
(7)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40页。
(1)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叁）》，第140页。
(2)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第90—91页。
(3)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第889页。
(4)郭沫若：《青铜时代》，《郭沫若全集（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21—323页。
(5)张怀通：《“王若曰”新释》，《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大盂鼎与〈康诰〉体例》，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青铜器与金文》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1)罗泰：《西周铜器铭文的性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考古学研究》（六），科学出版社，2006年。
(2)余嘉锡：《古书通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66页。
(1)班固：《汉书·贾谊传》，第2250页。
基本信息:
中图分类号:D691;K877.5;K22
引用信息:
[1]李凯.口述与王官之学的传承——以清华简《保训》为中心的考察[J].中华文化论坛,2026,No.196(02):36-47.
基金信息: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中国历史教育通史研究”（项目编号：2025JDZ033）的阶段性成果
2026-04-03
2026-0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