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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唐代诗经学专著见于记载的有15部，分别是：陆德明《毛诗音义》、颜师古《毛诗定本》、孔颖达《毛诗正义》、许叔牙《毛诗纂义》、王玄度《毛诗注》、刘迅《诗说三千言》、施士匄《诗说》、成伯玙《毛诗指说》《毛诗断章》、程修己《毛诗草木虫鱼图》、《毛诗物象图》、令狐氏《毛诗音义》、贾岛《二南密旨》、张诉《毛诗别录》、《吉日诗图》。（刘毓庆：《历代诗经著述考（先秦-元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17-128页）其中，仅《毛诗音义》《毛诗正义》《毛诗指说》《二南密旨》等4部存留至今，但《二南密旨》更偏重诗论，其实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诗经学专著。所以，确切地说《诗》学著作共有14部，现存3部。

(2)胡朴安《诗经学》仅言《正义》以刘焯、刘炫为本，“孔氏之疏，专明毛郑之义”（《诗经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第95页）；傅斯年先生《泛论诗经学》直接跳过唐代，在《毛诗》过后就是“宋代诗学”（《〈诗经〉讲义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2页）。

(1)孔颖达负责总揽大纲，诸儒分治一经。据《正义序》，除王德韶外，各经编撰者不同。如《周易正义》有马嘉运、赵乾叶等，《尚书正义》有王德韶、李子云等，《毛诗正义》有王德韶、齐威等，《礼记正义》有朱子奢、李善信、贾公彦、柳士宣、范义頵、张权等，《春秋左传正义》有谷那律、杨士勋、朱长才等，既各经编撰人员不同，且是同时编撰，则注疏未完成前，应不便作系统地参考，局部交流或许有之。故其他注疏中的《诗经》诠释能呈现出《毛诗正义》外的《诗》学研究情况。（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4页、第233页、第533页、第2652页、第3692页）

(2)此经典诠释系统以《五经正义》为主，此外，贾公彦所撰《周礼疏》、《仪礼疏》，杨士勋所撰《春秋穀梁传疏》皆为唐初所作（见《旧唐书·经籍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72页、第1979页），并是唐代科举取士“九经”的权威课本，故也列入本文考察范围。

(3)傅斯年：《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93页

(4)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127页。

(5)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865页。

(1)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十三经注疏》，第2127页。

(2)《仪礼注疏》，《十三经注疏》，第2128页。

(3)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90页、第593页、第595页。

(1)郑玄注《礼》时未见《毛诗》，《乐记》“行其缀兆“，郑注云：“《诗》云‘荷戈与缀’。”《正义》：“引《诗》云’荷戈与缀’者，证缀为表也。今按《诗》’荷戈与’，不同者，盖郑所见《齐》、《鲁》、《韩诗》本不同也。“（孔颖达：《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349页）言下之意，即郑玄据“三家诗”注《礼》。再者，《乐记》师乙云：“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文仅与《诗序》小异，郑玄作注却只字未提，似因其未见《诗序》之由（《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第3350页）。

(2)《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第893页。

(3)(4)(5)(6)《仪礼注疏》，《十三经注疏》，第2129页，第2127页，第2208页，第2150页、第2170页、第2234页、第2235页、第2252页。

(7)刘毓庆、郭万金：《从文学到经学——先秦两汉诗经学史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4页。

(8)如襄公二十七年“垂陇之会”，赵孟请子展、伯有、子西、子产等七位大夫各赋诗，子展赋《草虫》意在比赵孟为君子；伯有赋《鹑之贲贲》意在“嫌君”；子西赋《黍苗》之四章意在比赵孟于召伯；子产赋《隰桑》“既见君子，其乐如何”，子大叔赋《野有蔓草》“邂逅相遇，适我愿兮”，皆意在表达见赵孟之欢欣；印段赋《蟋蟀》“好乐无荒，良士瞿瞿”，取瞿瞿有礼之义；公孙段赋《桑扈》“君子乐胥，受天之祜”，意在君子有礼将受天之祜。（见杜预注、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第4335页）七位大夫用赋《诗》来隐喻自己的意图，其中所赋各篇与《诗》本义并无必然联系。围绕赋《诗》断章，孔颖达《左传正义》或略而不解、或补充隐喻之义、或评论赋《诗》得当与否，尚不能反映其对《诗经》的诠释，故本文暂不讨论。

(1)《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第3830页。

(2)《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第1084页。

(1)《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第3945页

(2)《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第870页。

(3)梁锡锋：《郑玄以礼笺〈诗〉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年。

(1)(4)《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第2891页，第3042页。

(2)(3)(5)《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第880页，第880页，第649页。

(1)以上见《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第1502页、第1508页、第1516页、第1519页。

(2)以上分别见《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第2875页、第3043页、第3130页。

(3)刘毓庆、郭万金：《从文学到经学—先秦两汉诗经学史论》，第471页。

(4)《周易正义》引《诗》，如《晋》“九四：晋如鼫鼠，贞厉”。《正义》曰：“郑引《诗》云：‘硕鼠硕鼠，无食我黍。’谓大鼠也。”此引《诗》以解“鼫鼠”。（《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第101页）《春秋穀梁传疏》引《诗》，如隐公七年，“叔姬归于纪”，范宁注：“《诗》云韩侯取妻，‘诸娣从之，祁祁如云’。”《疏》云：“所引《诗》者，《大雅·韩奕》之篇。引此二文者，言夫人有侄娣，必当少于嫡，知未二十而往也。”（《十三经注疏》，第4794页）此引《诗》作为诸侯嫁娶、侄娣相从的依据，均非注疏者的《诗》学诠释。

(5)《尚书正义》引《诗》或用于解释《书》经，或用于疏解《孔传》，皆以《诗》及《毛传》作为依据。如“稽古”，《孔传》：“稽，考。”《正义》曰：“《诗》云‘考卜惟王’，《洪范》考卜之事谓之‘稽疑’。是稽为考，经、传常训也。”又如“温恭允塞”，《正义》曰：“《诗》云‘温温恭人’，言其色温而貌恭也。”又“《诗·毛传》训塞为实，言能充满天地之间”。（以上分别见《十三经注疏》第249页，第264页）

(1)刘毓庆、郭万金：《从文学到经学——先秦两汉诗经学史论》，第36页。

(2)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提及子夏作序见于《诗谱序疏》两次，《齐谱疏》《东山序疏》《大小雅谱疏》《棠棣疏》《南陔》篇、《由庚》篇、《清庙序疏》《丝衣序疏》各一次，共有十次之多。（分别见《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第557页、第737页、第845页、第863页、第870页、第893页、第898页、第1256页、第1300页）。

(3)陆德明撰，黄焯汇校：《经典释文》，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4页。

(4)左思《三都赋序》“盖《诗》有六义焉，其二曰赋”，李善注“子夏《诗序》文”；束皙《补亡诗》“《南陔》，孝子相戒以养也”，李善注：“子夏《序》曰：《南陔》废则孝友缺矣。”《三国名臣赞序》“或以吟咏情性，或以述德显功”，李善注：“子夏《毛诗序》曰：国史明乎得失之际，吟咏情性，以讽其上。”共提及“子夏作序”三次。（见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四、卷一九续、卷四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77、920、2168页）

(5)颜师古注《汉书》，引《毛诗》与《汉书》中所引的诗文对校，其将《毛诗》称为“今诗”（《汉书·贾鄒枚路传》第二十一）。

(1)据《诗序》，此篇刺晋昭公。《正义》云：“昭公分其国地以封沃国，谓封叔父桓叔于曲沃之邑也。桓叔有德，沃是大都，沃国日以盛强，昭公国既削小，身又无德，其国日以微弱，故晋国之人皆将叛而归于沃国焉。昭公分国封沃已为不可，国人将叛，又不能抚之也，故刺之。此刺昭公，经皆陈桓叔之德者，由昭公无德而微弱，桓叔有德而盛强。国人叛从桓叔，昭公之国危矣，而昭公不知，故陈桓叔有德，民乐从之，所以刺昭公也。”（《毛诗正义》卷六，《十三经注疏》第768页）桓叔之事，据《晋世家》记载，潘父弑君而迎桓叔，“桓叔欲入晋，晋人发兵攻桓叔。桓叔败，还归曲沃”。（司马迁撰，《史记》卷三十九，中华书局，1959年，第1638页）可见，桓叔本有夺权的打算，只是失败了。晋人发兵攻打桓叔，则并没有孔颖达所谓的“国人叛从桓叔”。《正义》偏离历史真实的阐述，其实隐藏着更深层的目的。

(2)《淇奥》，《毛诗正义》云：“案《世家》云，武公以其赂，赂士以袭攻共伯，而杀兄篡国。得为美者，美其逆取顺守，德流于民，故美之。齐桓、晋文皆篡弑而立，终建大功，亦皆类也。”（《十三经注疏》第676页）《氓》，《正义》云：“士有大功则掩小过，故云可以功过相除。齐桓、晋文皆杀亲戚，篡国而立，终能建立高勋于周世，是以功除过也。”《十三经注疏》第685页）

(1)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页。

(2)《礼记正义》卷五○，《十三经注疏》，第3493页。

(3)吴兢：《贞观政要》卷四，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567页。

(4)吴兢：《贞观政要》卷四第196页。

(5)《毛诗正义》卷一，《十三经注疏》，第5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