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6 | 0 | 49 |
| 下载次数 | 被引频次 | 阅读次数 |
根据考古发现，甘肃玉门市火烧沟遗址（即四坝文化）出土的金器是我国境内最早的一批黄金制品。至商代，出土黄金制品逐渐增多，分布区域主要集中在中原、北方和川西平原，其中川西平原的三星堆遗址，因出土的黄金制品体量庞大，数量众多，品类丰富而冠绝天下。尽管三星堆文化的黄金制品相较于中原商文化的黄金有其自身特色，即主要用于祭祀。但在黄金制品的类别、黄金制作工艺以及矿料来源上与中原商文化具有相同之处。因此，黄金制品不仅是三星堆文化与商文化之间交流互动的重要体现，也折射出早期中华文明在多元交流中的融合与一体化趋势。
Abstract：According to archaeological findings,the gold artifacts unearthed from the Huoshaogou site in Yumen,Gansu Province(also known as the Siba Culture) represent the earliest known gold artifacts in China.In ruins of the Shang Period,the number of unearthed gold artifacts increased gradually,with their distribution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Central Plains,northern regions,and the Chengdu Plain in western Sichuan.Among these,gold artifacts of the Sanxingdui site in the Chengdu Plain stands out due to their large scale,abundant quantity,and rich variety.Although the gold artifacts of the Sanxingdui Culture have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compared to those of the Central Plains Shang Culture—primarily being used for sacrificial purposes—they share similarities with the Shang Culture in terms of the categories,goldworking techniques,and mineral material sources.Therefore,gold artifacts not only serve as an important reflection of the exchange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Sanxingdui Culture and Shang Culture,but also reveal the trend of integration and unification within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through diverse exchanges.
(1)F.Tylecote, A history of Metallury, The Metal Society, London, 1976.参见孙华、谢涛：《金沙村遗址出土金器》，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金沙淘珍——成都市金沙村遗址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16页。
(2)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玉门火烧沟四坝文化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21年第5期。
(3)本文所指的中原，主要指以今天河南省为中心，商王朝（特别是晚商时期）能够进行直接、有效统治的“王畿”之地。
(1)《小屯》丙编《殷墟墓葬》，参见段渝：《商代黄金制品的南北系统》，《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2期；李济：《安阳最近发掘报告及六次工作之总估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安阳发掘报告》第4期，1933年，第574页。
(2)石璋如：《第七次殷墟发掘：E区工作报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安阳发掘报告》第4期，1933年，第723页。
(3)石璋如：《河南安阳后岗的殷墓》，《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3本，中华书局，1987年，第33页。
(4)梁思永、高去寻：《一〇〇一号大墓》，历史语言研究所（台北）：《侯家庄第二本》，1962年，第334页。梁思永、高去寻：《一〇〇三号大墓》，历史语言研究所（台北）：《侯家庄第四本》，1967年，第131—133页。梁思永、高去寻：《一〇〇四号大墓》，历史语言研究所（台北）：《侯家庄第五本》，1970年，第150—160页。以上均参见江楠：《中国早期金银器的考古学研究》，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15年。
(5)马得志、周永珍、张云鹏：《一九五三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5年第9册。
(6)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安阳薛家庄殷代遗址、墓葬和唐墓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第8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11页。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殷墟259、260号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7年第1期。
(9)安阳市博物馆：《安阳铁西刘家庄南殷代墓葬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6年第3期。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56页。
(11)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安阳梅园庄殷代车马坑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7年第2期。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18—221页。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殷墟大司空M303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8年第3期。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王裕口村南地2009年发掘简报》，《考古》2012年第12期。
(15)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商代城遗址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一），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18页。
(16)袁广阔：《书院街商墓出土金器揭秘东西方文明交流》，《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3月1日，第5版。
(17)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27页。
(1)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台西工作队：《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6期。
(2)《三星堆发布多学科研究成果——金质文物制作水平代表早期中国贵金属工艺巅峰》，《四川日报》2025年9月28日，第1、3版。
(3)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
(4)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研究院：《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四号坑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24年第1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研究院）、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三号坑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24年第4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八号坑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24年第4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研究院）、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七号坑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25年第1期。
(5)张天恩：《初识古蜀王国的金箔工艺》，《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5期。
(6)参见2025年9月27日，“2025年三星堆论坛”马燕如发言。
(1)安志敏、安家瑗：《中国早期黄金制品的考古学研究》，《考古学报》2008年第3期。
(2)马得志、周永珍、张云鹏：《一九五三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5年第9期。
(3)石璋如：《河南安阳后岗的殷墓》，《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3册，中华书局，1987年，第33页。
(4)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台西工作队：《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6期。
(5)李曼等：《郑州商城书院街商代贵族墓地2号墓出土金属器科技分析》，《中原文物》2023年第2期。
(6)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台西工作队：《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6期。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第111页。
(1)梁思永、高去寻：《一〇〇三号大墓》，历史语言研究所（台北）：《侯家庄第四本》，1967年；参见张天恩：《初识古蜀王国的金箔工艺》，《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5期。
(2)马得志、周永珍、张云鹏：《一九五三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5年第9册。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殷墟大司空M303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8年第3期。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21页。
(5)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27页。
(6)(7)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第178、182页，第60、352页。
(8)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研究院）、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三号坑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24年第4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大学考古博学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五号坑出土金面具》，《四川文物》2022年第2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八号坑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24年第4期。
(9)林向：《三星堆青铜艺术的人物造型研究》，《中华文化论坛》2000年3期。
(10)张天恩：《初识古蜀王国的金箔工艺》，《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5期。
(1)张天恩：《初识古蜀王国的金箔工艺》，《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5期。
(2)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商代城遗址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一），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18页。
(3)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台西工作队：《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6期。
(4)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金沙淘珍——成都市金沙村遗址出土文物》，第17—18页。
(5)王先慎撰：《韩非子集解》，钟哲点校，中华书局，2013年，第225页。
(6)任乃强：《西康图经·地文篇》，新亚细亚学会，1935年，第91页。
(7)徐中舒：《论巴蜀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89—192页。
(8)(9)(10)(11)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第175页，第147—148页，第150—151页，第173、440页。
(1)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四川省重要矿种区域成矿规律矿产预测成果报告》，2013年6月，参见宋元宝等：《浅析四川省金矿床资源储量概况及成矿类型》，《四川地质学报》2020年第1期。
(2)参见2025年9月27日，“2025年三星堆论坛”马燕如发言。
(3)(5)(6)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第440页，第394页，第430页。
(4)陈桥驿：《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13年，第790页。
(7)宋应星：《天工开物·五金》卷一四，广东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336、337页。
(8)曾中懋：《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金器的成分分析》，中国文物研究所：《文物科技研究（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82页。
(9)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五号坑出土金面具》，《四川文物》2022年第2期。
(10)林向：《金沙江：中国西部龙——金沙江文化论稿之一》，《中华文化论坛》2002年第4期。
(11)李曼等：《郑州商城书院街商代贵族墓地2号墓出土金属器科技分析》，《中原文物》2023年第2期。
(12)曾中懋：《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金器的成分分析》，《文物科技研究（第二辑）》，2004年，第179页。
(1)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五号坑出土金面具》，《四川文物》2022年第2期。
(2)段渝：《商代黄金制品的南北系统》，《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2期。
基本信息:
中图分类号:K876.43
引用信息:
[1]李桂芳.从黄金制品看三星堆文化与中原商文化的交流互动[J].中华文化论坛,2026,No.195(01):5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