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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5年，第70页。

(1)韩吉绍：《论西汉的炼丹术》，《自然科学史研究》2009年第3期。陈国符较早持此观点，认为《黄帝九鼎神丹经》《太清金液神丹经》《九转流珠神仙九丹经》均在西汉末东汉初出世。见《陈国符道藏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5—6页。关于炼丹术的出现，代表性的观点有：陈国符在《道藏源流考》中认为“前汉始有金丹术与黄白术之发端也”（中华书局，1963年，第371页），张子高认为“形成于公元前二世纪的汉武帝时代，以前三世纪的秦始皇时代为先驱”（《中国化学史稿》，北京出版社，2021年，第29—130页），孟乃昌则认为汉武帝时代“只是奠定了中国炼丹术以金丹和黄白结合为起点的基础”（《道教与中国炼丹术》，燕山出版社，1993年，第6页），赵匡华则据东晋出的《拾遗记》将炼丹术的出现推至秦代（《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34页）。张觉人误把求仙术等同于炼丹术，认为炼丹术出现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炼丹术与丹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页）。上述分歧产生的关键正如玄英所指出的：“在于炼丹术的定义。”（玄英：《太清：中国中古早期的道教和炼丹术》，韩吉绍译，齐鲁书社，2016年，第29页》）笔者认同炼丹术的起点（金属可人工炼成的思想已出现）在汉武帝时代，但两汉之交丹经的出现才是炼丹术真正形成的证明。但之前的成果均未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炼丹思想在汉代的影响和接受状况。

(2)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4页。

(3)齐治平：《拾遗记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第227页。

(4)(6)《中国画像砖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画像砖全集·河南画像砖》，四川美术出版社，2006年，图版说明第58页，图版第130页。

(5)郭人民：《战国策校注系年》，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68页。

(1)顾森：《中国汉画大图典》第一卷《人物故事》，西北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52页。

(2)凌皆兵、王清建、牛天伟：《中国南阳汉画像石大全》第九卷，大象出版社，2015年，第196页。

(3)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第74、85页。

(4)参见王黎梦：《汉画像石中的装饰纹样研究》，西安美术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23年，第21页。

(5)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09年，第263—264页。

(1)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51页。

(2)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第998页。

(3)《列仙传》中有“介子推”，言“推辞母入山中，从伯子常游。后文公遣数千人以玉帛礼之，不出”，介子推为仙人，其持杖者或为伯子常。所引见王叔珉撰《列仙传校笺》，中华书局，2007年，第42页。

(4)罗二虎：《汉代画像石棺》，巴蜀书社，2002年，第116页。

(1)(2)(3)韩吉绍：《黄帝九鼎神丹经诀校释》，中华书局，2015年，第99页，第10页，第108页。

(4)关于炼丹用“土釜”可参见陈国符《中国外丹黄白法考》“土釜”“土堥”“土瓯”“飞器”“神器”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7—21页。隋唐时期出现一种上瓦下铁的丹釜，即便如此，铁釜内壁上也要敷上一层厚厚的黄泥，干燥后才能使用。

(5)汉画中的持节人物，除了洛阳卜千秋墓中所见之外，还有四川南溪县长顺坡出土石棺一侧的持节侍者，四川长宁县古河乡出土的长宁二号石棺一侧的持节羽人，四川大邑县董场乡出土的画像砖上的持节人物，河南南阳出土的画像石“二桃杀三士”中的持节人物，河南南阳草店汉墓出土的持节人物，等等，所持节的形象类似于图7，皆为三重（个别也有两重），如三个圆点，但四川雅安姚桥乡汉碑村金凤山高颐阙出土画像中的节的形象虽是三重，大概是人物斜背的缘故，毛皆垂于下侧；徐州睢宁九女墩出土画像石上的持节羽人，也是斜背节，但三重毛却是三个圆点形。文中图6的“节”为竖立状却横向前侧，不合情理，不如解释为“戈”。退一步说，即使图6中的人物是持节，起的作用也是引导亡者魂灵上升天界，和炼丹也无关系。可参见胡常春：《考古发现的东汉时期“天帝使者”与“持节使者”》，《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5期。

(6)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027页。

(7)高文主编：《中国画像石棺全集》，三晋出版社，2011年，第307页。对这幅图的解读，编者的观点与罗二虎的观点一样。

(8)顾森：《中国汉画大图典》第四卷《仙人神祇》，西北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234页。

(1)高文：《中国画像石棺全集》，第308页。

(2)唐长寿：《四川乐山麻浩一号崖墓》，《考古》1990年第2期，第115页。

(3)袁瑶：《汉画像中方相氏图像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41页。

(4)(7)(8)(9)罗二虎：《汉代画像石馆》，第122—123页，第119页，第125页，第126页。

(5)刘卫鹏：《“五石”镇墓说》，《文博》2001年第4期。

(6)胡常春：《考古发现的东汉时期“天帝使者”与“持节使者”》，《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5期。

(10)庄小霞：《四川汉画像所见丹鼎图考》，《四川文物》2015年第6期。

(1)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256页。

(2)武玮：《浅谈汉代画像中的鼎》，《博物馆探索》2023年第3期。

(3)高文：《中国画像石棺全集》，第457页。

(4)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石全集·江苏、安徽、浙江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79页。

(5)顾森：《中国汉画大图典》第四卷《仙人神祇》，西北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112页。

(1)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第74页。

(2)《抱朴子内篇》卷十六《黄白》极言世人不信黄白术，又转载桓谭言，说汉黄门侍郎程伟按《枕中鸿宝》的方法作金不成，其妻子投少许物囊中药成银，程伟“日夜说诱之，卖田宅以供美食衣服，犹不肯告伟”，可见绝密。见该书第285页。

(3)(6)马继兴：《神农本草经辑注》，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年，第148页，第408页。

(4)(5)王叔岷：《列仙传校笺》，中华书局，2007年，第79、187页，第146页。

(7)(8)《周易参同契》，章伟文译注，中华书局，2014年，第282页，第138页。

(1)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1260页。

(2)(3)《周易参同契》，第138页，第362页。

(4)(5)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第367页，第368页。

(6)陈国符：《说周易参同契》，《天津大学学报》1957年第3期。

(7)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六“神仙类”载：“《日月玄枢论》一卷，右唐刘知古撰。明皇朝为绵州昌明令。时诏求丹药之士。知古谓神仙大药，无出《参同契》，因著论上于朝。”此书已佚。南宋曾慥《道枢》卷二十六《日月玄枢篇》节录此书曰：“道之所秘者，莫若还丹。还丹可验者，莫若龙虎，龙虎之所自出者，莫若《参同契》。”但刘知古是借《参同契》推崇还丹，即唐朝道士张果所言：“一心归命谓之还，五气不散谓之丹。”转引自龚鹏程：《道教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04—205页。

(8)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今道藏本《太清金液神丹经》《黄帝九鼎神丹经》《九转流珠神仙九丹经》虽有东汉人所作的材料，但也有不少东汉至唐人所作的材料。《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二载葛洪之语，可证。韩吉绍认为唐初出现的《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卷一不完全是古本《九鼎丹经》，且包含有晚出内容，而《九转流珠神仙九丹经》撰于西魏时北方地区，见韩吉绍《〈黄帝九鼎神丹经〉源流辨正》，《宗教学研究》2014年第4期。

(1)赵幼文：《曹植集校注》，中华书局，2018年，第228页。

(2)参见韩吉绍：《论西汉的炼丹术》，《自然科学史研究》2009年第3期。

(3)梁宏刚、孙淑云、何志国：《四川绵阳双包山汉墓出土金汞合金实物的研究》，《文物》2006年第4期。

(4)韩吉绍：《黄帝九鼎神丹经诀校释》，中华书局，2015年，第148页。

(5)赵春燕：《四川绵阳永兴双包山二号墓出土西汉金属器的分析与研究》，见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绵阳博物馆编著：《绵阳双包山汉墓》，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84页。

(6)刘卫鹏：《“五石”镇墓说》，《文博》2001年第4期。

(1)蒋建荣、潘付生、薛方、魏书亚：《洛阳汉墓出土仙药的科技研究》，《中国科技史杂志》2019年第2期。

(2)韩吉绍：《〈三十六水法〉新证》，《自然科技史研究》2007年第4期。

(3)严健民：《五十二病方注补译》，中医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3页。

(4)(5)(6)李时珍：《本草纲目》，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468页，第458页，第4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