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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影件见《中国藏西夏文文献》第6册,第56-59页。

(2)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16-324页。

(3)史金波:《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译证》,原刊《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1期,见收于《史金波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312-331页。

(1)聂鸿音:《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中的两个年号》,《固原师专学报》2004年第5期,第11-12页。

(2)孙伯君:《元刊<河西藏>考补》,《民族研究》2011年2期,第56-63页。

(3)关于景宗元昊(1038-1047年)和毅宗谅祚(1047-1067年)时期佛经翻译的盛况,《西夏书事》曾有记载,卷18:元昊于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于兴庆府东一十五里役民夫建高台寺及诸浮图,俱高数十丈,贮中国所赐《大藏经》,广延回鹘僧居之,演绎经文,易为蕃字。”卷19:“没藏氏好佛,因中国赐《大藏经》,役兵民数万,相兴庆府西偏起大寺,贮经其中,赐额'承天',延回鹘僧登座演经,没藏氏与谅祚时临听焉。”((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212、226页。)不过,有证据表明《西夏书事》中有很多伪史料,不可全部采信。

(4)史金波:《<西夏译经图>解》,原刊《文献》1979年第1期,再收于《史金波文集》,第298-311页。

(5)史金波:《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序跋考》,原刊《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3期,再收于《史金波文集》,第332-346页。

(6)杨富学:《论回鹘文化对西夏的影响》,《宋史研究论丛》第5辑,2003年,第279-294页。

(7)西田龙雄:《西夏文华严经》Ⅰ、Ⅱ,京都:京都大学文学部,1975、1976年;西田龙雄:《西夏语研究と法华经》(Ⅰ)(Ⅱ),《东洋学术研究》第44卷第1、2号,2004年。

(8)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79-83页。

(9)聂鸿音:《<仁王经>的西夏译本》,《民族研究》2010年第3期,第44-49页;王培培:《<维摩诘所说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2010年;段玉泉:《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的夏汉藏文本跨语言对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2012年。

(1)孙伯君:《西夏仁宗皇帝的校经实践》,《宁夏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第89-98页。

(2)“故释源宗主宗密圆融大师塔铭”,见洛阳市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洛阳市志》卷15《白马寺·龙门石窟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99-100页。

(3)《大方广佛华严经》卷40,见《大正藏》卷10,第849页上栏-851页下栏。

(1)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291-292页。

(2)罗福成:《馆藏西夏文经典目录考略》,《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号,1932年,第2852-2854页。

(3)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3册“北京编·国家图书馆藏卷”,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3册,第3-408页;第4册,第3-86页。

(4)史金波:《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序跋考》,原刊《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3期,再收于《史金波文集》,第332-346页。

(5)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4册“北京编·国家图书馆藏卷”,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87-366页第5册,第1-186页。

(1)(2)(3)(4)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5册“北京编·国家图书馆藏卷”,第187-218页,封底彩页,第219-262页,第220-222页,第263-313页。

(1)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5册“北京编·国家图书馆藏卷”,第314-368页。

(2)(3)(5)(6)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6册“北京编·国家图书馆藏卷”,第3-59页,第60-89页,第90-131页,第132-190页。

(4)王菡:《元代杭州刊刻<大藏经>与西夏的关系》,《文献》,2005年第1期。

(1)宋濂等撰:《元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527页。

(2)(3)(4)(5)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6册“北京编·国家图书馆藏卷”,第212-242页,第243-283页,第282-284页,第285-288页。

(6)西田龙雄:《西夏文<华严经>》Ⅱ,京都:京都大学文学部1976年,第29页。

(7)彭向前:《中国藏西夏文<大智度论>卷第四考补》,《西夏学》2007年第2辑,第110-114页。

(8)郭垚垚:《西夏文<大智度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19年。

(9)段玉泉:《管主八施印<河西字大藏经>初探》,《西夏学》第1辑,2006年,第99-104页。

(10)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6-10册“北京编·国家图书馆藏卷”,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5年。

(1)(2)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6册“北京编·国家图书馆藏卷”,第191-211页,第243-283页。

(1)■■■■,当作“■■■■”,“■w??~1”与“■w??~1”通假,指汉孝明帝刘庄。《后汉书》卷88“西域传”:“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后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

(2)■■(tshej~1·ji~1),音译“蔡愔”。(梁)慧皎《高僧传》卷1:“汉永平中,明皇帝夜梦金人飞空而至,乃大集群臣以占所梦。通人傅毅奉答:‘臣闻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梦,将必是乎。'帝以为然,即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往天竺,寻访佛法。愔等于彼遇见摩腾,乃要还汉地。腾誓志弘通,不惮疲苦,冒涉流沙,至乎雒邑。明帝甚加赏接,于城西门外立精舍以处之。汉地有沙门之始也。”

(3)■the~2、■la~1、■kju~1,音译“腾”“兰”“高”,当指“摄摩腾”“竺法兰”和“安世高”。(梁)慧皎《高僧传》卷一:“摄摩腾,本中天竺人。善风仪,解大小乘经,常游化为任。昔经往天竺附庸小国,讲《金光明经》。会敌国侵境,腾惟曰:'经云;能说此经法,为地神所护,使所居安乐。今锋镝方始,曾是为益乎?'乃誓以忘身,躬往和劝,遂二国交欢,由是显达。”“竺法兰,亦中天竺人,自言诵经论数万章,为天竺学者之师。时蔡愔既至彼国,兰与摩腾共契游化,遂相随而来。会彼学徒留碍,兰乃间行而至:既达雒阳,与腾同止,少时便善汉言。愔于西域获经,即为翻译《十地断结》》《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移都寇乱,四部失本,不传江左。唯《四十二章经》今见在。可二千余言。汉地见存诸经,唯此为始也。”“安清,字世高,安息国王正后之太子也。幼以孝行见称,加又志业聪敏,剋意好学。外国典籍及七曜五行医方异术,乃至鸟兽之声,无不综达。尝行见群燕,忽谓伴曰:'燕云应有送食者。'顷之果有致焉。众咸奇之,故俊异之声,早被西域。高虽在居家,而奉戒精峻,王薨,便嗣大位。乃深惟苦空,厌离形器。行服既毕,遂让国与叔,出家修道。博晓经藏,尤精阿毗昙学,讽持禅经,略尽其妙。既而游方弘化,遍历诸国,以汉桓之初,始到中夏才悟机敏,一闻能达。至止未久,即通习华言。于是宣译众经改胡为汉,出《安般守意》《阴持入》《大》《小》《十二门》及《百六十品》。初外国三藏众护撰述经要为二十七章,高乃剖析护所集七章,译为汉文,即《道地经》是也。其先后所出经论,凡三十九部:义理明析,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凡在读者,皆亹亹而不倦焉。高穷理尽性,自识缘业,多有神迹,世莫能量。”

(4)■■,指灵宝经等道教经典。关于五岳道士楮善信等烧经一事,见载于(唐)靖迈撰《古今译经图纪》,曰:“愔等至印度国,请迦叶摩腾竺法兰共还,用白马驮经并将画释迦佛像,以永平十年岁次丁卯至于洛阳:帝悦造白马寺。至十四年岁次辛未正月一日,五岳道士楮善信等负情不悦。因朝正之次,表请较试。敕遣尚书令宋庠引入长乐宫。帝曰:此月十五日,大集白马寺南门。尔日,信等以灵宝诸经置道东坛上,帝以经像舍利置道西七宝行殿上,信等绕坛涕泣稽请天尊,词情恳切。又以栴檀柴等烧经,冀经无损,以为神异。然所烧经并从灰烬先时,升天入火,履水隐形,皆不复能。善禁咒者,呼策不应。时太傅张衍语信曰:所试无验,即是虚妄,宜就西域真法时南岳道士费叔才等惭忸自感而死。时佛舍利光明五色,直上空中,旋环如盖,遍覆大众,映蔽日轮。摩腾法师先是阿罗汉,即以神足游空,飞行坐卧,神化自在。时天雨宝华及奏作众乐,感动人情,大众欢悦。摩腾复坐,法兰说法。时众咸喜,得未曾有。时后宫阴夫人王婕妤等,一百九十人出家。”

(5)八代僧俗三藏百二十人,不知何据。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9 “传记类”统计,梁慧皎《高僧传》所载高僧凡二百五十七人,曰:“并书诸僧殊疏略,乃博采诸书,咨访古老,起于永平十年,终于天监十八年,凡五百五十二载,二百五十七人,又附见者二百余人,分为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遗身、诵经、兴福、经师、唱导十科。”另据《续高僧传》卷18 “隋西京禅定道场释昙迁传一”记载,隋文帝曾下令于海内召名德禅师百二十人,曰:“(隋文帝)仍下敕曰:'自稠师灭后禅门不开,虽戒慧乃弘而行仪攸阙今所立寺既名禅定,望嗣前尘。宜于海内召名德禅师百二十人各二侍者,并委迁禅师搜扬。'有司具礼,即以迁为寺主。”或是此处“百二十人”的来历。

(1)据史金波先生研究,此处所记480帙、1066部、5048卷的数量与《开宝藏》基本相同。

(2)罗什,指鸠摩罗什(Kumarajiva,344-413年),与玄奘、不空、真谛并称佛教四大译师。祖籍天竺,出生于西域龟兹(今新疆库车),精通梵语、汉语,东晋太元八年(384)到凉州传法,后秦弘治三年(401)入长安译经,总译经律论传94部、425卷。道安(312-385),东晋著名经师。十二岁出家,因战乱南下襄阳,后入长安。东晋太元四年(380)秦王苻坚攻克襄阳后感叹:“朕以十万之师攻取襄阳,唯得一人半。”“一人”指的即是道安。曾创立“本无宗”学派,主持翻译十四部一百八十三卷经典,约百余万言,编纂了中国第一本佛典目录《综理众经目录》,被誉为汉晋间佛教思想的集大成者。僧肇(384-414),鸠摩罗什弟子,著有《肇论》等,被誉为“解空第一”。

(3)指的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408-452)、北周武帝宇文邕(543-578)、唐武宗会昌年间(841-846)三次灭佛,因这些皇帝的谥号或庙号都带“武”字,故合称“三武灭佛”。

(4)所谓“恶臣五魔”,当指推动或参与“三武灭佛”的道士和宠臣,如魏太武帝灭佛受道士寇谦的影响,而宠臣司徒崔浩“奉谦之道,尤不信佛”。北周武帝灭佛受到道士张宾和卫元嵩等人的影响。唐武宗灭佛也受到道士赵归真等影响,曾“召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修金篆道场,帝幸三殿,于九天坛亲受法箓”。

(1)■■(xji~1 nji~2),前一字读音为“熙”或“喜”,后一字读音为“你”“尼”,按照读音,译作“熙宁”最为贴切,但北宋熙宁(1068-1077)在时间上与文中所述时间不符。史金波先生译为“贤者”,聂鸿音先生在《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经>发愿文中的两个年号》一文中推定为“景祐”,认为“耍”为“宦”字之形讹,后者在《十二国》里经常出现,用于音译“齐景公”之“景”。

(2)风帝,当是“风角城皇帝”的简称,指创制西夏文的西夏开国皇帝景宗元昊。西夏陵出土残碑中曾出现“■■”(风角),西夏文《妙法莲花经序》有:“其后,风角城皇帝,使用本国语言,起行蕃礼,制造文字,翻译经典,武英特出,功业殊妙,为民造福,莫可比拟。”据此,李范文先生曾断定“风角城皇帝”是指景宗元昊(李范文《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2-13页)。按,西藏用“me(火)”“bden bral(离谛,罗剎之异名)”“dbangldan,(有主,即大自在天)”“rlung(风)”分别代指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隅,西夏文《菩提心及常作法事》(инв.No 6510)分别直译作“■(火)”“■■(离谛)”“■■(有主)”“■(风)”,西夏国正处西北,故自称“风隅”,即“风角”。

(3)■■■■■■,或可译为“兴法建礼维新”另据《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记载:“(元昊)遂以十一月十一日郊坛备礼,为世祖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

(4)戊寅年间,当指西夏景宗元昊正式称帝建国元年,即天授礼法延祚元年(1038)。

(5)白法信(景曬们),据杨富学等推测,为来自高昌回鹘的龟兹僧人。(杨富学《论回鹘文化对西夏的影响》)按,西夏建国之初,往往延请回鹘僧主持译场,演绎经文。《西夏书事》卷18记载:元昊于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于兴庆府东一十五里役民夫建高台寺及诸浮图,俱高数十丈,贮中国所赐《大藏经》,广延回鹘僧居之,演绎经文,易为蕃字。”((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212页。)

(6)■■,依聂鸿音先生在《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经>发愿文中的两个年号》一文的译法为“承道”,即“福圣承道”(1053-1056),为毅宗谅祚的年号。

(7)智光,即白智光,据杨富学等推测,为来自高昌回鹘的龟兹僧人。(杨富学《论回鹘文化对西夏的影响》,《宋史研究论丛》第5辑,2003年,第279-294页。)按: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经》为白智光主持翻译,该经卷首“西夏译经图”,即译场僧人列位,居首者为白智光,西夏文榜题全称“■■■■■■■■■■■■■■”,可译作“总译管勾者安全国师白智光”;他还主持翻译了《金光明最胜王经》,该经卷首《忏悔灭罪记》之后“流传序”曰:“■■■■■■■■■■■■■■■■■■■,■■■■■■■■■■■■■■■■■”,可译作“次始奉白高大夏国盛明皇帝母梁氏皇太后诏,渡脱三藏安全国师沙门白智光译汉为番。”(参考史金波《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序跋考》,《史金波文集》,第332-346页。)

(8)民安,全称“天祐民安”,为西夏第四代皇帝崇宗李乾顺年号,共八年,元年是1090年。

(9)半满教,指小乘。智者大师《摩诃止观》卷6云:“二明半、满。半者,明九部法也。满者,明十二部法也。世传涅盘常住,始复是满,余者悉半。菩提流支云:三藏是半般若,去皆满。今明半、满之语直是扶成大、小。”《涅槃经》以半、满判分两乘,以小乘为半字教,大乘为满字教。昙无谶为《大涅槃经》之译主,故用半、满二义以判分诸经,显示《大涅槃经》为究竟了义。(参考韩焕忠《南北朝判教略说》,《宗教学研究》,2002年第2期,第110-115页)

(10)■■,史金波先生译作“传中”,此处译作“忏传”,指忏法和后人为佛经所作注释。

(1)护城帝,据史金波、李范文诸先生考证指夏仁宗皇帝(1139-1193年在位)。按:西夏二号陵残碑碑额上题有“护城圣德至懿皇帝”,当是仁宗尊号的一种省称,西夏文曰:“■■■■■■■■■■■■■■”,译作“大白高国护城圣德至懿皇帝寿陵”。(李范文《西夏陵出土残碑粹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图版壹。)嵬名讹计所撰《德行集序》也述及“护城皇帝”,西夏文曰:“■■■■■■■■■,■■■■,■■■■。”译作“昔护城皇帝绝于四海,百姓乱离,父母相失。”(聂鸿音《西夏文德行集研究》,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31-35页。)

(2)与南北经重校,指仁宗皇帝对照汉文南、北《大藏经》重校西夏文经文。校经活动大概始于天盛元年(1149),现存注明年代最早的校译本是天盛元年(1149)施印的《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和《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инв.No 6796)西夏文《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校译跋》(инв.No 683)记载了桓宗李纯祐天庆元年(1194)校经的情况,曰:“此前传行之经,其间微有参差讹误衍脱,故天庆甲寅元年皇太后发愿,恭请演义法师兼提点智能,共番汉学人,与汉本注疏并南北经重行校正,镂版散施诸人。后人得见此经,莫生疑惑,当依此而行。”可推知仁宗校经的细节。

(3)该字原文有讹误。

(4)一行国师,僧衔全称“兰山云岩慈恩寺流通忏法护国一行慧觉法师”,元世祖皇帝曾赐号“释源宗主宗密圆融大师”。据白马寺《故释源宗主宗密圆融大师塔铭》,他生于西夏,父为显官,夏亡后在贺兰山出家。后慕龙川和尚行育之名,到白马寺修习圆教,世祖皇帝时曾随护法大师校经于燕。此后应永昌王之邀回凉州讲学,大兴佛教,并创寿光、觉海二寺。晚年回白马寺主持佛事,最终于皇庆二年(1313)五月甲寅卒于白马寺。从至元七年(1270)开始,他着手整修西夏旧藏,校订原有旧经,翻译佚失和原来没有翻译的经典,并入藏《河西藏》。到至元三十年(1293)法师慧宝开始在杭州雕版刻经,成宗大德六年(1302)始告完毕,期间经历了三十余年的时间。现存一行慧觉所纂发愿文见本文第五部分。

(1)■■,音译汉文“由旬”,梵文作yojana,又译作“踰缮那”等。原义为“附轭”,指公牛挂轭行走一日之旅程,也指帝王一日行军之里程,当中国之一驿。一由旬或云四十里、或云三十里。(丁福保《佛学大辞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442-443页。)

(2)世祖皇帝,忽必烈(1215-1294年),蒙古尊号“薛禅汗”,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即汗位于开平,建元中统。中统五年(1264)改元为“至元”。至元八年(1271),取《易经》“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之义,建国号为大元。此处言及世祖皇帝“恩德满贯天下”,“崇道万古殊胜”,“欲因重举法幢”,当包括他主持“佛道之辩”,最后佛教大获全胜之事。元宪宗八年(1258)七月,蒙哥皇帝命忽必烈亲王召请各地僧、道两宗以及儒者,所谓“九流名士”到上都和林聚会,“辩对化胡真伪”。佛、道两方各出十七名代表进行辩论,参加集会的僧人300多人,道士200多人,担当“证义”的丞相、大臣及儒者共200余人。祥迈《辩伪录》卷5记载颇详,曰:“昔在宪宗皇帝朝,道家者流出一书曰《老君化胡成佛经》及八十一化图,镂板本传四方。其言浅陋诞妄,意在轻蔑释教而自重其教。罽宾大师兰麻总统少林福裕,以其事奏闻。时上居潜邸,宪宗有旨,令僧道二家诣上所辩析。二家自约道胜则僧冠首而为道,僧胜则道削发而为僧。”(《大正藏》卷52《辩伪录》卷5)这次辩论使元代佛教重振,达到了空前繁荣。张伯淳《辩伪录序》曰:“先朝蒙哥皇帝玉音宣谕,登殿辩对化胡真伪。圣躬临朝亲证,李志常等义堕词屈。奉旨焚伪经,罢道为僧者十七人,还佛寺三十七所,党占余寺流弊益甚。丁已秋。少林复奏:续奉纶旨伪经再焚,僧复其业者二百三十七所。由乙卯而辛酉,凡九春,而其徒鼠匿未悛邪说,谄行屏处犹妄惊渎圣情。由是至元十八年冬,钦奉玉音颁降天下,除《道德经》外,其余说谎经文尽行烧毁。道士爱佛经者为僧,不为僧道者娶妻为民。当是时也,江南释教都总统永福杨大师琏真佳大弘圣化,自至元二十二春,至二十四春凡三载,恢复佛寺三十余所。如四圣观者,昔孤山寺也。道士胡提点等舍邪归正罢道为僧者,奚啻七八百人,挂冠于上永福帝师殿之梁栱间。”(《大正藏》卷52《辩伪录》卷1)另,《至元法宝勘同总录》也是在世祖皇帝的敕命下编纂的,大德十年(1306)释克己“序言”曰:“……爰自汉唐,历代帝王公卿,翻译接武,全璧未完。惟我世祖薛禅皇帝,智极万善,道冠百王,皎慧日以镜空,扇慈风而被物。特旨宣谕臣佐,大集帝师、总统,名行、师德,命三藏义学沙门庆吉祥,以蕃汉本,参对楷定大藏圣教,名之曰《至元法宝勘同总录》。”这无疑也是《河西藏》得以刊行的大背景。

(3)法师慧宝,据国图藏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发愿文,汉姓陈,是发愿雕字重新刊刻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的“■■■”(陈慧高)的父亲。此处说他“深究禅经密律”,奏请皇帝发出圣旨在杭州雕造经板。

(4)政院,当是掌管释教僧徒事物的宣政院的简称。据《元史》卷87《百官志三》:“宣政院,秩从一品。掌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隶治之。遇吐蕃有事,则为分院往镇,亦别有印。如大征伐,则会枢府议。其用人则自为选。其为选则军民通摄,僧俗并用。至元初,立总制院,而领以国师。二十五年,因唐制吐蕃来朝见于宣政殿之故,更名宣政院。置院使二员、同知二员、副使二员、参议二员、经历二员、都事四员、管勾一员、照磨一员。二十六年,置断事官四员。二十八年,增佥院、同佥各一员。元贞元年,增院判一员。大德四年,罢断事官。至大初,省院使一员。至治三年,置院使六员。天历二年,罢功德使司归宣政,定置院使一十员,从一品。”(《元史》第2193-2194页)

(5)■■■,k~1 ta~1 sjow~1,义为“小犬铁”,史金波先生曾据其意义译作“小狗铁”。据《元史》等史料,蒙古人及西夏后裔的名字多为音译,而按河西方音可拟作“肐胆铁”。《元史》卷22 “武宗一”曾记载:大德十一年(1307)秋七月,“遣肥儿牙儿迷的里及铁肐胆诣西域取佛钵、舍利,肥儿牙儿迷的里遥授宣政使,铁肐胆遥授平章政事”。其中“铁肐胆”与“■k~1■ta~1■sjow~1”的音义很相近,时代相合。(《元史》第483页)

(1)鲜卑杜七,史籍缺载,元代在宣政院任职的官员大多出自高昌、河西,可推测此人也应该是河西人。据张云先生研究,元代皇庆元年(1312)之前,历任宣政院院使有:桑哥,1288-1291年任总制院改宣政院第一任院使;脱因,1288年始与桑哥同任院使;暗普,杨琏真加之子,史载至元二十八年(1291)始任,延祐元年(1314)仍在任;玉笃实,至元二十一年(1284)任总制院经历,后为总制院同知,受正奉大夫。总制院更名后,曾任宣政院副使、后同知宣政院事,转资政大夫、资德大夫、为宣政院副使约在1288年;答失蛮,约于1288-1304年任院使;洁实弥尔,玉笃实之弟,1300-1315年间任宣政院使,大德四年至十年,进授荣禄大夫,宣政院使。至大初(1308)受命翻译佛经。脱虎脱,至元十五年(1278)任总制院通事,大德十一年(1307)曾短暂出任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当年武宗命其仍领宣政院。八札,高昌铁哥术之子,曾同知宣政院事。沙的,史载大德十年(1306)为宣政院使。肥儿牙儿迷的里,《元史》卷22 “武宗一”:大德十一年(1307)秋七月,“遣肥儿牙儿迷的里及铁肐胆诣西域取佛钵、舍利,肥儿牙儿迷的里遥授宣政使,铁肐胆遥授平章政事”。忽马儿不花,史载至大元年(1308)前后任宣政院使。铁木迭儿,《元史》卷25“仁宗二”延祐二年(1315)七月“命铁木迭儿总宣政院事,诏谕中外”。(张云《元代宣政院历任院使考略》,《西北民族研究》1995年第2期,第130-139+152页)

(2)■■(zjr~1 njiij~1),这里意译作“慧中”,也可以音译作“耳泥”。据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后附“裱经题记”,“■■■”zjr~1 sej~1 lji~2,即李慧净,音译作“李耳塞”;“■■■”zjr~1-bu~2 lji~2,即李慧胜,音译作“李耳卜”;“■■■” lji~2 tshjj~1 sji~1,即李小仪,音译作“李七什”。(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5册“北京编·国家图书馆藏卷”,封底彩页。)

(3)写于大德十年(1306)的元刊《碛砂藏》本践字函《大宗地玄文本论》卷三发愿文曰:“钦睹圣旨,于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刊河西字大藏经板三千六百二十余卷,华严诸经忏板,至大德六年完备。管主八钦此胜缘,印造三十余藏。”可知,“万寿寺”指“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万寿寺”,此次刊造的即是“河西字大藏经板”,即《河西藏》。据(清)梁诗正《西湖志纂》卷三“孤山胜迹”载:“六一泉:在孤山西南,即唐孤山寺。咸淳《临安志》:陈天嘉元年改建,名永福。《西湖游览志》:宋大中祥符间改为广化寺,内有辟支佛骨塔。柏堂、竹阁皆在焉。绍兴间改创四圣延祥观。理宗时复改西太乙宫。《钱塘县志》:元杨琏真伽改为万寿寺,元末毁。”(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二“孤山三堤胜迹”载:“四圣延祥观:绍兴间韦太后还自沙漠建,以沉香刻四圣像,并从者二十人,饰以大珠,备极工巧。为园曰延详,亭馆窈窕,丽若画图……元初,嘉木扬喇勒智废为万寿寺,屑像为香,断珠为缨,而旧美荒落矣。”(《四库全书》史部十一《西湖游览志》)

(4)至元三十年(1293)在万寿寺刻印,大德六年(1302)夏始告完毕,历经元世祖(1260-1294在位)和成宗(1295-1307在位),时印施十藏,而据《大宗地玄文本论》卷三发愿文,大德十年(1306)又印施三十余藏。

(1)武宗皇帝(1308-1311在位)“东宫藏龙”时“施印五十藏”,当指至大元年(1308)之前武宗为太子时施印五十藏。国家图书馆藏《说一切有部阿毗达磨顺正理论》《悲华经》《经律异相》等卷首存西夏文祝赞4面,款题译文为“大元国混一天下现世独尊福智正名共主,当今皇帝圣寿万岁,诏奉一院大藏契经刻印颁行。当今皇帝圣寿万岁,太后皇后寿与天齐,诏奉大德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皇太子寿命千秋经见,大藏契经五十部印颁行。”这份西夏文祝赞恰可与此处所述相印证,证明武宗为太子时“施印五十藏”是在大德十一年(1307)六月二十二日,而国图藏西夏文《说一切有部阿毗达磨顺正理论》《悲华经》《经律异相》等,都是这次印施的。

(2)■■thow~1 gju~2,史先生译为“大瑞”,按照河西方音,当作“唐虞”,这句话是在夸赞仁宗皇帝像尧舜那样贤明。

(3)■■tsji~2 jwa~1,史先生译为“知院”。按照读音,可译作“智圆”,《普宁藏》本《华严经》卷四○“元本终识”中载有大藏经局任职人员的名单,其中有名智圆者,职衔为“大藏经局提调勾当僧智圆”。

(4)■■γu~2 tsju~1,作为官名当译为“管勾”,元代释教僧徒等佛教事务归宣政院管理,《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曰:“宣政院,秩从一品。掌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隶治之……置院使二员、同知二员、副使二员、参议二员、经历二员、都事四员、管勾一员、照磨一员。”(《元史》第2193页)

(5)至大四年(1311)七月十一,至皇庆元年(1312)八月望日这次印施,是奉武宗(1308-1311在位)圣旨而刊印,仁宗(1312-1320在位)时才完成,而据发愿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为皇庆元年(1312)没尚慧护(■■■■)主持刊印,可推测该经是这次奉旨刊行藏经中的一部。

(6)■■·u~2 mji~2,史先生译为“中治”。按照读音,当与元代西夏姓氏“乌密”(吾密)相当,西夏作“嵬名”。《元史》中所记载的由夏仕元的“乌密”姓大臣有几个,如《元史》卷一二○《察罕传》载:“察罕,初名益德,唐兀乌密氏。父曲也怯律,为夏臣。”《元史》卷一四四《卜颜铁木兒传》:“卜颜铁木兒,字珍卿,唐兀吾密氏。性明锐倜傥,早备宿卫,历事武宗、仁宗、英宗。天历初,由太常署丞拜监察御史,升殿中侍御史,累除大都路达鲁花赤、都转运盐使、肃政廉访使,由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升左右丞,擢行御史台中丞,遂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

(1)二圣新号,当指武宗至大(1308-1311),仁宗皇庆(1312-1313)两个年号。

(1)■■,圆月之日,指每月十五。西夏文“■”“■”均指“月”,前者是“月亮”和“月份”的通称,后者专指圆月之日。《同音》并作“■■”,李范文《夏汉字典》(第229页)曾释为“月月”。此处中秋圆月之日,指八月十五。

(2)没尚慧护译校写,可知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为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中秋没尚慧护(■■■■)主持新译校印而成。

(3)■■,后一字原文有误,当译作“谨上”。

(4)据《元史》记载,脱虎脱,至元十五年(1278)任总制院通事,大德十一年(1307)曾短暂出任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当年武宗命其仍领宣政院。此人或与之有关。(张云《元代宣政院历任院使考略》,《西北民族研究》1995年第2期,第130-139+152页)

(5)《元史》卷九九《兵志二》“宿卫”曰:“其怯薛执事之名:则主弓矢、鹰隼之事者,曰火儿赤、昔宝赤、怯怜赤。……掌内府尚供衣服者,曰速古儿赤。……其名类盖不一,然皆天子左右服劳侍从执事之人,其分番更直,亦如四怯薛之制,而领于怯薛之长。”(《元史》第2524-2525页)

(6)■■■■(sju~2 ko~1 rjr~2 tsji~2),史先生已指明与《元史》“速古儿赤”相当。“速古儿赤”是元朝“怯薛”中的执事官,据《元史》,其职掌为“掌内府尚供衣服者”。《元史》卷九九《兵志二》“宿卫”曰:“其怯薛执事之名:则主弓矢、鹰隼之事者,曰火儿赤、昔宝赤、怯怜赤。……掌内府尚供衣服者,曰速古儿赤。……其名类盖不一,然皆天子左右服劳侍从执事之人,其分番更直,亦如四怯薛之制,而领于怯薛之长。”(《元史》第2524-2525页)据元《普宁藏》所收皇庆二年(1313)白云祖师清觉《正行集》卷尾跋语的记载,皇帝颁定圣旨“沙剌巴译来的《药师仪轨》、《药师供养法》,更白云和尚《初学记》恁行,与省部文书交江浙省白云宗开板印了呵,都交大藏经里入去者么道。”当时,听旨的除了“本司官大司徒都功德使辇真吃剌思、张都功德使、副使阿里牙答思”之外,还有值守嘉禧殿的怯薛“拜住”,以及“速古儿赤、那怀怯里马赤、孛罗察儿同知、观音奴等”。

(7)■■■(thjj~1 kja~1 thow~1),按其读音似可音译作“铁肐胆”,或与上文“■■■”(k~1 ta~1 sjow~1)(肐胆铁)为同一人。

(1)■■(dow~1 dzjij~1),史先生译为“那征”,按照元代的翻译习惯,也可音译作“朵儿只”,与藏文Rdo-rje相当,意为“金刚”。宋镰《宋文宪公全集》卷11记载:“朵儿只任杭州行宣政院使之职事。”

(2)元仁宗(1312-1320在位)时期,皇帝议事往往在嘉禧殿,如皇庆二年(1313)白云祖师清觉《正行集》卷尾跋语记载:“白云宗宗主臣僧明仁承奉:都功德使司劄付皇庆元年十月二十六日,拜住怯薛第一日嘉禧殿内有时分对速古儿赤、那怀怯里马赤、孛罗察儿同知、观音奴等有来,本司官大司徒都功德使辇真吃剌思、张都功德使、副使阿里牙答思,特奉圣旨……”,而天子左右往往有怯薛轮值,这里的“别不花(Bjij bu-γa)”或即在“嘉禧殿”行使的怯薛。

(3)■■■bjij hu~(12)a~2,史先生译为“谋罨”,可译为“别不花”。《元史》卷二二《武宗本纪一》:“[大德十一年(1307)]八月戊午,中书平章政事乞台普济、床兀兒、别不花并加太尉,中书右丞塔海加太尉、平章政事,以中书左丞孛罗铁木儿为中书右丞。”“[大德十一年(1307)九月]以中书平章政事别不花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第486、488页)

(4)■■■■·jow~1 dow~1 rjr~2 dzjij~1,史先生译为“杨那儿征”,但在注释中指出疑为“杨朵儿只”。按:“朵儿只”为藏语rdo-rje(金刚)的蒙古语读法,按照元代的翻译习惯译为“杨朵儿只”当无疑义。《元史》卷一七九《杨朵儿只传》记载:“杨朵儿只,河西宁夏人。少孤,与其兄皆幼,即知自立,语言仪度如成人。事仁宗于籓邸,甚见倚重。……拜资政大夫、御史中丞。”(《元史》页4151-4152)其职衔“御史台侍御”与史载相合。

(5)史先生已经指出,“都啰”为党项姓氏。“乌鲁吉铁木尔”,“乌鲁吉”,与《蒙古秘史》第255节“斡舌鲁克”相当,蒙古语义为“敦厚”(感谢乌兰老师赐教),“铁木尔”蒙古语义为“铁”。在本族姓氏之上加上蒙古语名字,是元代西夏后裔姓名的典型特征。

(1)史金波:《西夏文<大白伞盖陀罗尼经>及发愿文考释》,《世界宗教研究》2015年第5期,第8-16页。

(1)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发愿文见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4册,2005年,第85页。

(2)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313-315页。

(3)史金波:《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序跋考》,原刊《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3期,再收于《史金波文集》,第332-346页。

(1)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流传序”,刊布于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3册,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4-18页。

(2)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310-311页。

(3)史金波:《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序跋考》,原刊《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3期,再收于《史金波文集》,第332-346页。

(1)指《佛说圣曜母陀罗尼经》,译自宋法天汉文本;《佛说炽盛光大威德消灾吉祥陀罗尼经》,译自唐不空汉文本;《佛说金轮佛顶炽盛光大威德如来陀罗尼经》,西夏五明国师拶也阿难口捺以藏语传经,贺兰山智明国师德慧译。

(2)#12

(3)李际宁:《关于“西夏刊汉文版大藏经”》,《文献》2000年第1期,第139-154页;王菡:《元代杭州刊刻<大藏经>与西夏的关系》,《文献》2005年第1期,第111-118页。

(1)常盘大定:《西夏文字大藏经の雕刊について》,《东方学报》第9号,1939年,第1-32页。

(2)野村博(松泽博):《元代の西夏大藏经刊行に关する考察》,《东洋史苑》第12号,1978年。

(3)孙伯君:《西夏文<正行集>考释》,《宁夏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第87-94页。

(4)孙伯君:《元代白云宗译刊西夏文文献综考》,《文献》2011年第2期,第146-157页。

(5)孙伯君:《西夏文<三代相照文集>述略》,《宁夏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第215-225页。

(6)孙伯君:《西夏文<三观九门枢钥>考补》,《宁夏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第176-186页。

(7)“节亲主”屡见于西夏文《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参考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

(8)载《影印宋蹟砂藏经》首册之二,第14页上,转引自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319页。

(9)《大方广佛华严经》卷40,见《大正藏》卷10,第849页上栏-851页下栏。

(10)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339页。

(1)《元史》卷一七九《杨朵儿只传》,第4151-4152页。

(2)史金波:《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译证》,原刊《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1期,见收于《史金波文集》,第312-331页。

(3)古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马彪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