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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遗址南部新发现的六个埋藏坑，其中四个相对规整，与先前发现的两个坑具有相同的层位关系和埋藏现象，不同坑内埋藏器具残件多可彼此拼合，且新发现诸坑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基本相同，证实了这些坑都是同时的，埋藏年代在商代末期的殷墟晚期（约前1100-前1150年间）。三星堆人将因某种原因遭到损坏的神庙雕像和陈设残件收集起来，在祭祀区西南围墙一侧平整了一块场地，同时规划了具有象征意义排列的六个埋藏坑，将损坏的神庙像设等运到场地坑边，由东南向西北依次埋藏。新的材料证明，三星堆人的宗教体系以人首鸟身的三神为中心神祗，以两棵象征太阳的大神树为宇宙背景。近百件真人大小的铜木人像，是三星堆统治集团贵族个体的代表，将自己的形象制作出来，可能是想将自己的精气灵魂依附在这些人像上，以便能够随时在神像前面服役并听候大神的召唤。三星堆埋藏坑的那些奇异的组合铜器残件，估计是放置在神像前的几件供奉用铜器，其中的顶尊鸟足铜神像可能就是转达大神意旨的小神。三星堆埋藏坑的出现时间，正是三星堆遗址走向衰落和成都金沙村遗址崛起的时间，也是商王朝衰落和周王国崛起的时间，三星堆埋藏坑应该与这些历史背景具有一定的关联性。
Abstract：Four of the six newly discovered burial pits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Sanxingdui site are relatively regular, with the same stratigraphic relationship and burial situation as the two previously discovered pits, and most of the buried utensils in different pits can be combined with each other, and the carbon dating data of the newly discovered pits are basically the same, this confirms that these pits are all concurrent, and the burial date is during the late Yin Hui period at the end of the Shang Dynasty(about1100-1150 B. C.). The ancient dwellers of Sanxingdui collected the temple josses and furnishings that had been damaged for some reason, leveled a site along the southwest wall of the sacrificial area, and planned six burial pits with symbolic arrangement, and transported the damaged temple fosses to the edge of the site pit, and buried them sequentially from southeast to northwest. New materials prove that the ancient dwellers of Sanxingdui had a religious system with the three human-head & bird-body gods as the central deities and two large sacred trees symbolizing the sun as the background of the universe. Nearly100 life-size bronze and wood figures ar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nobles of the Sanxingdui ruling class, and the reason that they made their own images may aim at attaching their spirit and soul to these statues in order to serve for the gods at any time and listen to the call of them. We can estimate that those strangely combined bronze ware fragments in the Sanxingdui burial pits may be the four pieces of worship bronze objects that were placed in front of the statues, and among them, the bronze statue of a bird-leg god heading a container may be a junior god who conveys the will of the senior god. The era in which the ancient dwellers began to dig the Sanxingdui burial pits is just the time during which the civilization of Sanxingdui was declining and the civilization of Jinsha Village rose in Chengdu, it was also the time during which the decline of the Shang Dynasty was declining and Zhou-Kingdom was rising, and the Sanxingdui burial pit should be related to these historical backgrounds.
(1)三星堆埋藏坑内的埋藏物具有浓厚的宗教祭祀的特点，故自1986年发现以来，发掘者就认为它们是出于祭祀目的挖坑掩埋祭祀用品的遗存，故将其称之为“三星堆祭祀坑”。这个名称出自三星堆发掘者和发掘报告，因而得到了普遍的认同。由于三星堆埋藏坑内的埋藏物的功能与祭祀坑的功能并不能等同，再加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三星堆这些埋藏坑很可能不是出于祭祀目的的埋藏，因此，本文采用不具功能推测的相对中性的词汇，称之为“三星堆埋藏坑”。
(2)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
(3)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工作队：《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2022年第7期。
(1)三星堆的三个土丘早在清代就见诸记载。清嘉庆《汉州志·山川志》中记：“三星伴月堆（治西十五里）。”自葛维汉调查并发掘三星堆遗址，认定马牧河北是月亮湾，马牧河南是三星堆后，人们都把这两处联系在一起，认为它们就是地方志里所说的三星伴月。不过，关于“三星伴月堆”也还存在另一种说法，即三星堆的三个土丘及其两侧的弯曲的土垄，就是三星伴月堆。20世纪50年代，王家佑、江甸潮调查三星堆遗址，他们这样描述三星堆说：“三星堆在马牧河右岸，与横梁子隔水相望。马牧河现在干涸，两岸成了台形的农田。河右岸，最高一级台地上的一座土岗，即是‘三星伴月堆’，简称‘三星堆’。这座土岗纵长约400米，偏近南北方向。土岗上有一道约1米宽的小路穿过其间，把土岗截成南北两段。北段上又因人工关系被挖成‘凹’形，使全堆变成了三个高点，加上堆微偏成弯月状，这可能就是‘三星伴月堆’的由来。”认为三星伴月堆就是三星堆的简称。（王家祐、江甸潮：《四川新繁、广汉古遗址调查记》，《考古》1958年第8期。）
(1)孙华：《三星堆遗址的初步研究》，《南方民族考古》（第十五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31-170页。
(2)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青关山一号建筑基址的发掘》，《四川文物》2020年第5期。
(3)月亮湾大型建筑基址的信息，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冉宏林提供，谨致谢意；大型瓦件见三星堆博物馆陈列厅基本陈列。
(4)David C. Graham,"A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Hanchow Excavation",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 iety, vol. 6, 1934, pp. 114-131.收录于三星堆博物馆编著：《三星堆研究》（第1辑），成都：天地出版社，2006年，第20-84页，图引自第22页。
(5)王家祐、江甸潮：《四川新繁、广汉古遗址调查记》，《考古》1958年第8期。
(6)马继贤：《广汉月亮湾遗址发掘追记》，《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第310-324页。
(7)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博物馆、广汉县文化馆：《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
(8)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第13页，图四。
(1)埋藏坑场所的长宽尺度数据，系根据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工作队：《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2022年第7期，第17页图三，按照该图所标注的场所范围，根据该图比例尺量得。
(1)三星堆这6个埋藏坑的面积分别是：一号坑15. 5、二号坑11. 9、三号坑14、四号坑8. 1、七号坑13. 5、八号坑20平方米。
(2)三星堆这6个坑的深度分别是：一号坑1. 64、二号坑1. 54、三号坑1. 92、四号坑1. 4、七号坑大于1. 7、八号坑大于2 米。
(1)东北端的二号坑出土遗物1300件，其中青铜器735件，三件凸目尖耳铜神面像、全躯的大铜立人像、两棵大铜神树的树座及主干、一件双兽四人镂空方尊形铜熏炉等大型铜器都出自该坑，另出有象牙67根；八号坑还没有发掘完毕，但已出土“相对完整的器物906件，其中铜器58件”，露头的铜器多大件组合铜器，如镂空方座四人抬人兽铜像、曲身顶尊人身鸟足铜神怪（大半）、头顶立人铜怪兽等，另有象牙241根。中部的七号坑“埋藏遗物有1102件”，其中相对完整的铜器136件，象牙62根；三号坑埋藏的“较完整的遗物1293件，其中铜器764件”，铜器中有较大的顶尊跪坐铜人像、顶坛铜人像等，并有象牙104根；四号坑出土“较完整的器物79件，其中铜器21件”，另有象牙47根。西北端的一号坑仅出“各类器物420件”，象牙13根。
(2)三星堆埋藏坑内的埋藏物呈现的放置方向信息不那么明显，器物上掩盖的灰烬骨渣层（含小件器物即器物残片）的堆积方向的信息明显。目前已知灰烬骨渣层堆积信息的有一、三、四、八号坑。一号坑的烧骨碎渣“在坑的南角及东南靠近坑壁一线呈斜坡状堆积”，“器物和骨渣是从开有主坑道的东南坑口一侧倾投入坑内的”（《三星堆祭祀坑》第19-22页）；三号坑“灰烬仅分布于东北角，由东北向西南、西、南方倾斜，表明灰烬由东北角倾倒坑内，在K3东北角近口部也见有零星灰烬，即可为证”（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工作队：《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2022年第7期，第16页）；四号坑“灰烬堆积整体由东南向西北、西、北方倾斜，且灰烬堆积在坑口东南角就已出现，表明灰烬是由坑的东南角倒入”（同前第22页）。八号坑的“灰烬堆积层，基础土质为灰褐色粉砂土，包含大量炭渣、红烧土渣和骨渣。该层上表面自南向北略微倾斜”（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八号坑出土石磬》，《四川文物》2022年第4期）。
(1)(2)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工作队：《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2022年第7期。
(1)此据2021年10月14日在四川广汉市召开的“2021年西南夷考古写作会暨古蜀文明与西南夷学术研讨会”上冉宏林的会议发言PPT。
(2)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工作队：《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第17页，第23页，第28页图二九。
(1)童芳、肖林：《跨越3000年，三星堆鸟足曲身顶尊神像再“合璧”》，新华社2022年6月16日。来源：国家文物局网站，http：//www. ncha. gov. cn/art/2022/6/16/art_1027_175090. html。
(1)马承源：《长江下游土墩墓出图青铜器的研究》，《上海博物馆集刊》（第四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98 -220页；郑小林：《南方青铜器断代的理论与实践》，《考古》2007年第9期；施劲松：《商时期南方地区的青铜器与社会：复杂性与多样性的例证》，《考古》2018年第5期；苏荣誉、吴小燕、袁鑫：《湖南出土青铜四羊方尊与常宁方尊研究——再论商代青铜器南北关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中国南方先秦考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9年，第205-226页。
(2)关于三星堆埋藏坑年代的不同观点，笔者之一已有文章列举，此不赘述。参看孙华：《三星堆器物坑的埋藏问题——埋藏年代、性质、主人和背景》，《南方民族考古》（第九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9-53页。
(1)巴纳：《对广汉理葬坑青铜器及其他器物意义的初步认识》，《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25-66页。
(2)王恩田：《湖南出土商周铜器与殷人南迁》，中国考古学会编辑：《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1989）》，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难波纯子著，向桃初译：《华中型青铜彝器的发达》，《南方文物》2000年第3期；向桃初：《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化研究》，北京：线装书局，2008年，第271页。
(3)苏荣誉、吴小燕、袁鑫：《湖南出土青铜四羊方尊与常宁方尊研究——再论商代青铜器南北关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中国南方先秦考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9年，第205-226页。
(4)陈芳妹：《故宫商代青铜礼器图录》，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1998年，第320-327页。
(5)白鹤美术馆编：《白鹤吉金选集》，京都：便利堂，1951年，第二五；中春纯一编：《白鹤英华》（白鹤美术馆名品图录），神户：白鹤美术馆，1978年，第32-33页。
(1)可以作为比较材料的如殷墟中期的安阳小屯M238出土的一类铜觚，也就是林巳奈夫所说近似殷墟晚期的殷墟郭家庄南文源绿岛M1铜觚，只是后者体态略短些且腹部有纹饰而已。（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新出土青铜器》，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24页108器。）
(1)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青关山H105的发掘》，《考古》2020年第9期。
(2)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年代学联合实验室：《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四号祭祀坑的碳十四年代研究》，《四川文物》2021年第2期。
(1)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5期，第1-20页，图见彩色插页贰-1，图一三。
(2)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第195-205页，图一一一至图一一三、图版七一至图七四。
(3)孙华：《三星堆凸目尖耳铜面像考》，何驽编：《李下蹊华：庆祝李伯谦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514-534页。
(1)以上信息，分别来源于：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上海大学文学院：《三星堆遗址三号祭祀坑出土铜顶尊跪坐人像》，《四川文物》2021年第3期，第112-117页；惠小勇、肖林、童芳：《三星堆上新：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再添新证》，新华社2022年6月13日，来源：中国政府网，www. gov. cn/xinwen/2022-06/14/content_5695537. htm。
(2)崔剑锋、吴晓红：《三星堆遗址祭祀坑中出土部分青铜器的金属学和铅同位素比值再分析——对三星堆青铜文化的一些新认识》，《南方民族考古》（第九辑），2013年，第237-250页。
(1)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第162-164页。
(1)何晓歌：《三星堆“丫”字形方冠铜人新识》，未刊稿。
(2)孙华：《三星堆国家的结构和特征》，即刊《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
(1)笔者之一当时还曾咨询过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有关人员，在一、二号坑附近进行钻探是否有其他的埋藏坑和相关遗迹的发现，当时得到的回复是没有。
基本信息:
中图分类号:K878
引用信息:
[1]孙华,彭思宇.三星堆埋藏坑的新发现与新认识[J].中华文化论坛,2022,No.176(06):95-116+156.
2022-11-08
2022-1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