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论坛

参考文献

(1)吴镇烽：《内史亳丰同的初步研究》，《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2期。

(2)参见吴镇烽：《内史亳丰同的初步研究》，《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2期；王占奎：《读金随札--内史亳同》，《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2期；李小燕、井中伟：《玉柄形器名“瓒”说--辅证内史亳同与〈尚书·顾命〉“同瑁”问题》，《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3期；白立超：《礼乐文明视野下的清华简〈保训〉“詷”字新释--以〈尚书·顾命〉与“内史亳同”为线索》，《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1)参见西嶋定生：《漢代における即位儀禮-とくに帝位継承のばあいについて》，榎博士還暦記念東洋史論叢編纂委員会編：《榎博士還暦記念東洋史論叢》，东京：山川出版社，1975年，第403-422页；尾形勇、李俊方、吴方浪、阙海四先生赞同此说，参见尾形勇：《中國の即位儀禮》，井上光貞《東アジア世界における日本古代史講座》Vol.9，东京：学生社，1982年，第41页；李俊方：《两汉皇帝即位礼仪研究》，《史学月刊》2005年第2期；吴方浪：《宗庙天命与君主立废：论刘贺“未见命高庙”》，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咸阳师范学院编：《秦汉研究》（第十三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0-34页；阙海：《汉代皇帝“二次即位”的另面：一个基于政治文化视角的观察》，《史林》2021年5期；松浦千春、金子修一两先生反对此说，参见松浦千春：《漢より唐に至る帝位継承と皇太子-謁廟の禮を中心に-》，《歴史》Vol.80,1993年，第63-82页；金子修一：《中国古代皇帝祭祀研究》，徐璐、张子如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14页；金子修一：《古代中国与皇帝祭祀》，肖圣中、吴思思、王曹杰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3-24页。

(2)参见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志六《礼仪志下》，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116页上栏；西嶋定生：《漢代における即位儀禮-とくに帝位継承のばあいについて》，榎博士還暦記念東洋史論叢編纂委員会編：《榎博士還暦記念東洋史論叢》，第415-416页；李俊方：《两汉皇帝即位礼仪研究》，第22-23页。

(3)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五七《吴书·虞翻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323页。

(1)(6)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809-1818页，第1813页。

(2)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一八《顾命第二十四》，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一册），台北：艺文印书馆，2001年，第282页上栏。

(3)陈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四十九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16页下栏。

(4)李昉等：《太平御览》卷八三《皇王部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89页。

(5)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卷二四《顾命第二十四·周书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26页。

(7)陈立：《白虎通疏证》卷八《瑞贽》，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54页。

(8)(9)陈立：《白虎通疏证》卷一《爵》，第37页，第37页。

(10)陈立：《白虎通疏证·出版说明》，第4页。

(1)(2)(3)陈立：《白虎通疏证》卷一《爵》，第36页，第37页，第37页。

(4)班固：《汉书》卷七五《夏侯建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159页。

(5)大、小夏侯《尚书》篡改经文、制作经解的例子还有改《盘庚》“心腹肾肠”为“优贤扬历”。（见马国翰辑：《玉函山房辑佚书·经编·尚书类》，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第388页上栏、392页上栏。

(6)(8)伏生撰，皮锡瑞疏证：《尚书大传疏证》卷一《唐传·尧典》，光绪二十二年师伏堂刻本，第12页a，第12页b。

(7)陈立：《白虎通疏证》卷八《瑞贽》，第354页。

(9)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3页上栏。

(1)参见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志六《礼仪志下》，第1116页上栏；西嶋定生：《漢代における即位儀禮-とくに帝位継承のばあいについて》，榎博士還暦記念東洋史論叢編纂委員会編：《榎博士還暦記念東洋史論叢》，第415-416页；李俊方：《两汉皇帝即位礼仪研究》，第22-23页；刘晨亮：《分解与重构：东汉“多次即位礼”的文本考察》，《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

(2)(3)(4)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卷二四《顾命第二十四·周书十五》，第424页，第427页，第427-428页。

(5)陈立：《白虎通疏证》卷一《爵》，第37页。

(1)(6)(8)参见司马彪：《续汉书》志六《礼仪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143页，第3143页，第3143页。

(2)此处或有“中常侍长秋太仆”授“女史”皇后玺绶这一流程。参见刘晨亮：《东汉皇帝即位礼、立皇后礼及皇帝丧葬礼时代考--以〈续汉书·礼仪志〉为中心》，《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21年第5期。

(3)(4)(5)参见司马彪：《续汉书》志五《礼仪志中》，第3122页，第3121页，第3120页。

(7)(9)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卷二四《顾命第二十四·周书十五》，第427页，第427页。

(10)参见司马迁：《史记》卷一○《孝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15-418,435-436页；班固：《汉书》卷四《文帝纪》，第108-110页；班固：《汉书》卷五《景帝纪》，第137页。

(11)班固：《汉书》卷六八《霍光传》，第2940页。

(12)班固：《汉书》卷七五《夏侯建传》，第3159页。

(1)参见唐晏：《两汉三国学案》卷四《尚书》，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47-164页。两汉的大夏侯《尚书》学家，西汉：周堪、牟卿、孔霸（此三人受业于夏侯胜）、许商（受业于牟卿）、唐林、吴章、王吉、炔卿（此四人受业于许商）、孔光（受业于孔霸）、云敞（受业于吴章）；东汉：贾逵、宋京、吴良、牟融、张驯（以上五人受业情况不明）、宋意（受业于宋京）。两汉的小夏侯《尚书》学家，西汉：张山拊（受业于夏侯建）、李寻、郑宽中、张无故、秦恭、假仓（此五人受业于张山拊）、赵玄、班伯（此两人受业于郑宽中）、唐尊（受业于张无故）、冯宾（受业于秦恭）、王良、闾丘葵、杨仲续、杨春卿、杨统、任安、董扶、周舒、杜微、杜琼、何宗、周郡、周巨（以上十三人受业情况不明）。大夏侯《尚书》学家完全没有改易经文、师法的记载，西汉中后期小夏侯《尚书》学家曾对小夏侯《章句》进行扩充，但并未篡改师法，比如：张山拊弟子郑宽中“善修章句”，但仍“守小夏侯说文”，秦恭增师法（小夏侯《尚书》）至百万言，均未有不守师法之事。

(2)范晔：《后汉书》卷四八《徐璆传》，第1621-1622页。

(3)栗原朋信：《文献にあらわれたる秦汉玺印の研究》，《秦汉史の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60年，第151-154页。

(4)(7)范晔：《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第33页，第32-33页。

(5)班固：《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第1249-1250页。

(6)袁宏：《后汉纪》卷三《光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33页。

(8)栗原朋信指出，此玺前作“高皇帝玺绶”，后作“传国玺”，在此条之后的二月己酉诏书中作“先帝玺绶”，东汉的传国玺或许就是“高皇帝玺绶”“先帝玺绶”，而《玉玺谱》《玉玺记》《汉书·元后传》当参考东汉事（栗原朋信：《文献にあらわれたる秦汉玺印の研究》，第141-142页）。松浦千春赞同栗原朋信的观点，“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玺可能并不是东汉传国玺，而是东汉宗庙、寝庙、别庙祭祀中的用玺，孙吴政权为了塑造建国神话，将孙坚在洛阳掘井发现的“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玺定位为传国玺（松浦千春：《漢伝國璽小考》，《一関工業高等専門學校紀要》Vol.44,2009年，第46-50页）。阿部幸信引用《汉书》卷八○《元后传》指出，子婴投降刘邦时所上“始皇玺”可能为皇帝信玺（阿部幸信：《皇帝六璽の成立》，《中國出土資料研究》Vol.8,2004年，第81-82页）。综合众说，光武帝“祠高庙”后，以西汉的“高皇帝玺”（或为西汉的皇帝信玺，并非“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玺）为传国玺，新刻一方皇帝信玺。

(1)范晔：《后汉书》卷七五《袁术传》，第2440页。

(2)司马彪：《续汉书》志三○《舆服志下》，第3673页。

(3)田中一辉：《玉玺の行方：「正统性」の相克》，《立命館東洋史学》2015年第38卷。

(4)六玺指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此为皇帝三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此为天子三玺）。

(5)成帝朝始出现皇帝之玺与天子之玺，见后文。

(6)王子今：《“斩蛇剑”象征与刘邦建国史的个性》，《史学集刊》2008年第6期。

(7)卫宏《汉旧仪》中记载了皇帝六玺的用途，但其文多有舛谬，孙闻博利用《隋书》卷一一《礼仪志六》复原为：“皇帝行玺，凡封[拜诸侯王书]；[皇帝]之玺，赐诸侯王书；[皇帝]信玺，发兵、征大臣；天子行玺，策拜外国；[天子之玺，赐外国书；天子信玺，发外国兵、征外国及]事天地鬼神。”（孙闻博：《兵符与帝玺：秦汉政治信物的制度史考察》，《史学月刊》2020年第9期）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分别用于“封拜诸侯王书”“赐诸侯王书”“发兵、征大臣”，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分别用于“策拜外国”“赐外国书”“发外国兵、征外国及事天地鬼神”，皇帝三玺与天子三玺名称与用途皆一一对应。

(8)尾形勇：《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张鹤泉译，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268-270页。

(9)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隐公元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七册），台北：艺文印书馆，2001年，第7页下栏。

(1)阿部幸信：《皇帝六璽の成立》，第76-77页。

(2)(3)班固：《汉书》卷八《宣帝纪》，第268页，第270页。

(4)(5)(6)班固：《汉书》卷七八《萧望之传》，第3282页，第3282页，第3282页。

(7)渡边信一郎指出，汉朝今、古文经学对天下这一概念的认识不同，今文经学将天下视为九州、中国这种单一政治社会，古文经学则将天下视为包含中国与夷狄在内的复合型政治社会，此即天下型国家。中国的天下型国家始于西汉元帝初元四年（前46）（参见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增订本），徐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50-106页）笔者认为，匈奴归降前，汉王朝实际支配与意识形态支配的范围是统一的，匈奴归降后，因为汉王朝对匈奴实行的是意识形态支配，而非实际支配，故两者的范围发生了改变，意识形态支配的范围要大于实际支配，这一变化促使了汉朝人的天下观发生改变，间接导致了天下型国家的形成。

(8)阿部幸信指出，因为成帝朝形成了阴阳二元的南北郊祀制，为了与皇后之玺形成对偶，所以创立了皇帝之玺。（阿部幸信：《皇帝六璽の成立》，第71页），其说是，皇帝之玺与天子之玺相对，故笔者推测宣帝朝应亦无天子之玺。

(1)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第212页。

(2)司马迁：《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20页。

(3)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36页。

(4)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增订本），徐冲译，第43页。

(1)班固：《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第66页。

(2)参见杨艳秋：《先秦民本思想的萌发与形成》，《中华文化论坛》2023年第3期。

(3)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增订本），徐冲译，第33页。

(4)参见田余庆：《论轮台诏》，《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

(5)本始六年始改元地节二年（前68），追改本始五年为地节元年（前69），参见辛德勇：《建元与改元--西汉新莽年号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10-240页。

(6)参见辛德勇：《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清华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7)参见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336-365页。

(8)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第393页。

(1)(2)(3)(4)(5)班固：《汉书》卷八九《循吏传》，第3627页，第3631页，第3635页，第3640页，第3642页。

(6)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第362页。

(7)西嶋定生：《漢代における即位儀禮-とくに帝位継承のばあいについて》，榎博士還暦記念東洋史論叢編纂委員会編：《榎博士還暦記念東洋史論叢》，第414-415页。

(8)尾形勇：《中國の即位儀禮》，井上光貞：《東アジア世界における日本古代史講座》Vol.9，第30页。

(9)松浦千春：《漢より唐に至る帝位継承と皇太子-謁廟の禮を中心に-》，第68-69页。

(10)金子修一：《中国古代皇帝祭祀研究》，徐璐、张子如译，第314页。

(11)刘晨亮：《分解与重构：东汉“多次即位礼”的文本考察》，《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

(1)西嶋定生：《漢代における即位儀禮-とくに帝位継承のばあいについて》，榎博士還暦記念東洋史論叢編纂委員会編：《榎博士還暦記念東洋史論叢》，第411-413页。

(2)吴方浪：《宗庙天命与君主立废：论刘贺“未见命高庙”》，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咸阳师范学院编：《秦汉研究》（第十三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6-28页。

(3)班固：《汉书》卷四○《周勃传》，第2055页。

(4)班固：《汉书》卷四《文帝纪》，第108页。

(5)司马迁：《史记》卷一○《孝文本纪》，第435-436页。

(6)班固：《汉书》卷六八《霍光传》，第2946页。

(1)班固：《汉书》卷六八《霍光传》，第2944-2945页。

(2)西嶋定生：《漢代における即位儀禮-とくに帝位継承のばあいについて》，榎博士還暦記念東洋史論叢編纂委員会編：《榎博士還暦記念東洋史論叢》，第419页。

(3)金子修一：《中国古代皇帝祭祀研究》，徐璐、张子如译，第321页。

(4)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二五《定公元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七册），第316页上栏。

(1)刘晨亮：《分解与重构：东汉“多次即位礼”的文本考察》，《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

(2)李俊方：《两汉皇帝即位礼仪研究》，第23页。

(3)吴方浪：《宗庙天命与君主立废：论刘贺“未见命高庙”》，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咸阳师范学院编：《秦汉研究》（第十三辑），第30页。

(4)(5)班固：《汉书》卷六八《霍光传》，第2943页，第2943页。

(6)黎虎：《汉代“天子三玺”在外交中的应用》，《河北学刊》2016年第2期。

(7)阿部幸信：《漢代における即位儀禮?郊祀親祭と“天子之璽”》，歷史學研究會：《歴史學研究》Vol.1022，东京：绩文堂，2022年，第6页。

(8)班固：《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第743页。

(9)班固：《汉书》卷六八《霍光传》，第1933页。

(1)班固：《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第739页。

(2)尚无史料能直接证明，加“尚符玺”者的值班地点为符节台。

(3)(4)司马彪：《续汉书》志二六《百官志三》，第3599页，第3599页。

(5)司马彪：《续汉书》志一四《五行志二》，第3297页。

(6)陈苏镇认为，东汉尚书台在北宫端门内东侧，崇贤门附近，而符节台与尚书台一样在北宫殿中崇贤门外（陈苏镇：《东汉的“殿中”和“禁中”》，《中华文史论丛》2018年第1期）。渡边信一郎指出，“汉家故事”（“尚书故事”）也被称为“南宫故事”，故“汉家故事”（“尚书故事”）应该保存在洛阳南宫尚书台（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增订本），徐冲译，第129页），这与陈苏镇不同。笔者认为，由上引《续汉书·五行志二》中记载中平二年（185）南宫“云台之灾”，“延及白虎、威兴门、尚书、符节、兰台”可知，洛阳南、北宫皆有符节台，符节台的大部分职官与皇帝六玺随着皇帝居所的变动而移动。关于东汉皇帝居所的变动情况，参见陈苏镇：《东汉的南宫和北宫》，《文史》2018年第1期，第9-12页。

(7)班固：《汉书》卷九○《酷吏传·严延年传》，第3671页。

(8)阿部幸信：《漢代における即位儀禮?郊祀親祭と“天子之璽”》，歷史學研究會：《歴史學研究》，第5-6页。

(1)(8)袁宏：《后汉纪》卷二五《孝灵皇帝纪下》，第413页，第414页。

(2)(3)(5)司马彪：《续汉书》志三○《舆服志下》，第3673页，第3673页，第3673页。

(4)(7)班固：《汉书》卷六八《霍光传》，第2946页，第2944页。

(6)栗原朋信：《文献にあらわれたる秦汉玺印の研究》，第148页。

(9)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志六《礼仪志下》，第1116页上栏。

(10)西嶋定生：《漢代における即位儀禮-とくに帝位継承のばあいについて》，榎博士還暦記念東洋史論叢編纂委員会編：《榎博士還暦記念東洋史論叢》，第415页。I1王子今：《“斩蛇剑”象征与刘邦建国史的个性》，第23页。I2司马彪：《续汉书》志二九《舆服志上》，第3650页，第3650页。

(1)司马彪：《续汉书》志二四《百官志一》，第3558页。

(2)房玄龄等：《晋书》卷二七《五行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05页。

(3)司马彪：《续汉书》志二九《舆服志上》，第3650页，第3650页。

(4)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志六《礼仪志下》，第1115页上栏。

(5)范晔：《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第1页。

(6)参见王尔：《“创革”与“中兴”的争议及整合--从东汉建武年间南顿四亲庙与封禅礼的议论谈起》，《史林》2020年第1期；王尔：《光武“受命”与永平制礼》，《历史研究》2022年第3期。

(7)王尔：《“创革”与“中兴”的争议及整合--从东汉建武年间南顿四亲庙与封禅礼的议论谈起》，第28页。

(8)参见王尔：《光武“受命”与永平制礼》，《历史研究》2022年第3期。

(1)参见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第514-5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