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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雄曾弃盖从浑，问天文于黄门作浑天老工，难盖通浑，答浑盖之问。此四项事迹，在中国古代宇宙结构学研究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重新检讨相关史事，可得到三点新认识：首先，扬雄所论或源于对屈原辞赋的研究，《法言》答浑盖之问，有对话屈原《天问》盖天之问的意图，可谓是先于柳宗元的一次“天对”。其次，扬雄弃盖从浑、问黄门作浑天老工、难盖通浑三事透露出，其宇宙结构学转变过程中贯穿着一条天文仪器起源线索——西汉晚期盖图形制已臻完备，浑象在汉宣帝时代应已出现。最后，扬雄的这些事迹预示着汉代宇宙结构学与儒学关系的转折，其后，宇宙结构学由方士之学转向儒学，儒学的宇宙结构学基础由盖天说转换为浑天说，儒生成为建构浑天宇宙结构理论的主力。
Abstract：There were four important events in Yang Xiong's cosmographical studies: abandoned the cosmic model of gai-tian and turned into hun-tian, sought advice on astronomy from an old craftsman in Huang Men, criticized the gai-tian theory to advocate the hun-tian theory, and answered questions about the two theories. These events are also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cosmography. A reexamination of them leads to three new insights: First, Yang's cosmographical research may have originated from his study of Qu Yuan's literary works, and his response to the questions of gai-tian and hun-tian in his work Fayan appears to be an intentional dialogue with Qu Yuan's Tianwen, specifically with Qu's inquiry about the gai-tian model, marking an early “cosmic dialogue” prior to Liu Zongyuan. Second, the first three events suggest that by the late Western Han period, Gai Tu had been fully developed, while Hun Xiang had likely emerged in the reign of Emperor Xuan of Han dynasty; Yang's shift reflects a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in the history of astronomical instruments. Lastly, Yang's cosmographical contributions signal a turning poin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smography and Confucianism during the Han dynasty. Cosmography shifted from the domain of fang shi to Confucianism, with the Confucian cosmographical foundation transitioning from the gaitian model to the hun-tian model, and Confucian scholars becoming the primary architects of hun-tian theory.
(1)参看熊良智、刘敏主编的“扬雄研究丛书”。相关综述及代表性研究，分见该丛书“文献综录”系列：王勇《百年扬雄研究文献综录语言学卷》，巴蜀书社，2021年；邓稳《百年扬雄研究文献综录文学卷》，巴蜀书社，2022年；肖砚凌《百年扬雄研究文献综录文艺美学卷》，巴蜀书社，2022年；吴龙灿、苗泽辉、张慧璎《百年扬雄研究文献综录哲学卷》，巴蜀书社，2022年。
(1)吕子方：《天数在蜀》，吕子方著，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吕子方遗著整理研究小组整理：《中国科学技术史论文集》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4—247页。
(2)鲁子健：《扬雄与浑天、盖天两说之争》，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巴蜀科技史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30—344页。
(3)王青：《扬雄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08—319页。
(4)陈美东：《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学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65—167页。
(5)陈久金编：《中国古代天文学家》，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第57—65页。
(6)钱宝琮：《盖天说源流考》，《科学史集刊》1958年第1期；Needham. J.(1959).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 3,Mathematics and the Sciences of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218—219；薮内清：《中國の宇宙構造論》，“藪内清著作集”編集委員会編：《藪内清著作集》第3巻，臨川書店，2018年，第271、278页；Cullen. C.(1977).“Cosmographical Discussions in China from Early Times up the T’ang Dynasty”. Doctor’s Thesis,University of London, pp.150—158；陈久金：《浑天说的发展历史新探》，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科技史文集》第一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8年，第60页；郑文光：《中国天文学源流》，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219—223页；席泽宗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思想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94—195页；陈美东：《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第126—129页。
(7)Maspero. H.(1939).“Les instruments astronomiques des Chinois au temps des Han”. Mélanges chinois et bouddhiques, 6,pp.296—298；石云里：《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纲：天文卷》，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3页。
(8)Joseph, N.(1959).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 3 Mathematics and the Sciences of the Heavens and Earth,pp.354—355；徐振韬：《从帛书〈五星占〉看“先秦浑仪”的创制》，《考古》1976年第2期，第91页；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编：《中国天文学史》，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85页；刘金沂：《从“圆”到“浑”——汉初二十八宿圆盘的启示》，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编辑组：《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三集，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206页；刘金沂、赵澄秋：《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略》，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第53—54页；李志超：《仪象创始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1990年第4期；胡维佳：《浑仪考源》，刘钝等编：《科史薪传：庆祝杜石然先生从事科学史研究40周年学术论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258页；陈美东：《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学卷》，第143页；潘鼐编：《彩图本中国古天文仪器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44页；陈美东：《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第125页；吴守贤、全和钧编：《中国古代天体测量学及天文仪器》，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第426、463页；刘长东：《落下闳的族属之源暨浑天说、浑天仪所起源的族属》，《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1)扬雄撰，汪荣宝疏：《法言义疏》卷一○《重黎》，中华书局，1987年，第320页。
(2)(3)原文作“仪”，应为“义”之形讹。
(4)《宋书》卷二三《天文志一》，中华书局，1974年，第678页。
(5)(6)王逸章句，洪兴祖补注：《楚辞章句补注》卷三《天问章句》，岳麓书社，2013年，第84—86页，第84页。
(7)以往学者对《天问》“圜则九重”主要有两种解释思路。早期学者大多与《周易》“乾元用九”、以九为阳数之极的观念相结合，以之为虚指而已。明清以来学者受西方日月五星及恒星之八层天球的宇宙结构学说影响，由此思路将屈原所论解为某种九重天球的宇宙模型。以九重圆天为虚指之说，无法说明为何需要营、度，西方数理天球模型思路虽可解释营、度，但显然与屈原本意相违。相关古说可参看游国恩：《天问纂义》，中华书局，2008年，第27—33页。
(1)钱宝琮点校：《算经十书》，中华书局，2021年，第48—50、56页。
(2)陈镱文、曲安京：《北大秦简〈鲁久次问数于陈起〉中的宇宙模型》，《文物》2017年第3期；曹方向：《北大秦简〈鲁久次问数于陈起〉衡间图浅探》，《简帛》2018年第1期。
(3)陈镱文、曲安京：《北大秦简〈鲁久次问数于陈起〉中的宇宙模型》，《文物》2017年第3期。
(4)吕不韦编，许维遹集释：《吕氏春秋集释》卷一三《有始览》，中华书局，2009年，第281—282页。
(5)吕子方：《读〈山海经〉杂记》，吕子方著，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吕子方遗著整理研究小组整理：《中国科学技术史论文集》下册，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第27—29页；蒙文通：《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巴蜀古史论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75页；刘宗迪：《〈山海经·大荒经〉与〈尚书·尧典〉的对比研究》，《民族艺术》2002年第3期。
(6)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09、213—216页。
(7)冯时：《祖槷考》，《考古》2014年第8期。
(8)此处释文参酌前辈学者的意见以通行文字转写，相关释文意见可参刘波：《〈楚帛书·甲篇〉集释》，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09年，第125—141页。
(9)连邵名：《长沙楚帛书与中国古代的宇宙论》，《文物》1991年第2期。
(1)参看黄中模：《扬雄的〈反离骚〉及其引起的论争》，《江汉论坛》1982年第6期；郭建勋：《扬雄及其〈反离骚〉之再认识》，《求索》1989年第4期；冯小禄：《从模拟论扬雄〈反骚〉的范式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赵乖勋：《再论扬雄〈反离骚〉》，《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2)参看卫仲璠：《〈扬子法言〉论屈原章析义》，《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郭维森：《论汉人对屈原的评价》，《求索》1984年第4期；侯文学：《扬雄〈法言〉的人物批评与西汉儒学》，《天府新论》2021年第4期。
(3)王逸章句，洪兴祖补注：《楚辞章句补注》卷三《天问章句》，第115页。
(4)白兆麟：《桓谭新论校注》，黄山书社，2017年，第86页。
(1)Cullen. C.(1996). Astronomy and Mathematics in Ancient China:the “Zhou Bi Suan Jing”.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38—39.
(2)Cullen. C.(2017). Heavenly Numbers:Astronomy and Authority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 179—222.
(3)白兆麟：《桓谭新论校注》，第86—87页。
(4)《北史》卷八九《艺术上·信都芳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934页。
(1)《隋书》卷一九《天文志上·天体》，中华书局，1973年，第506—507页。标点有微调。
(2)如李志超：《仪象创始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1990年第4期。
(3)《续汉书·律历志中》，中华书局，1965年，第3029页。标点有微调。
(4)《汉书》卷三○《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766页。
(1)参看《隋书》卷一九《天文志上·浑天象》引王蕃对浑天象形制之概括，第519页。
(2)白兆麟：《桓谭新论校注》，第86页。
(3)《隋书》卷一九《天文志上·浑天象》，第519页。原文“陈苗”，应系“陈卓”之形讹，此处改正。
(4)《续汉书·律历志下》，刘昭注引张衡《浑仪》，第3076页。
(5)《宋书》卷二三《天文志一》，中华书局，1974年，第677页；《晋书》卷一一《天文志上·仪象》，中华书局，1974年，第288页；瞿昙悉达：《开元占经》卷一《天体浑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07册，第178页；《隋书》卷一九《天文志上·浑天仪》，第516页。
(6)《隋书》卷一九《天文志上·浑天象》，第519页。
(7)《宋书》卷二三《天文志一》原文作“以分为一度”，显然与“径二尺二寸，周六尺六寸”不合，第679页。《隋书》卷十九《天文上·浑天象》（第520页）《开元占经》卷一《天体浑宗》（第183页）皆写作“二分为一度”，与周径尺度大体相合，故据改。
(8)《宋书》卷二三《天文志一》，第679页。
(1)《隋书》卷一九《天文志上·浑天象》，第520页。
(2)《隋书》卷一九《天文志上》，第504页。
(3)黄门老工与扬雄的对话，大体发生在扬雄与桓谭、尹咸的论争前后。据信都芳《四术周髀宗·序》，桓谭与太史令尹咸的争论发生在汉成帝时。又桓谭在汉成帝时初为郎官，哀、平间位不过郎，且曾在担任郎官时“典漏刻”，故能指出扬雄盖图与春秋分昼夜漏刻不符的情形。由此两点推之，扬雄与黄门老工的对话，大略在汉成帝晚年。
(4)《宋书》卷二三《天文志一》，第677页；《晋书》卷一一《天文志上·仪象》，第288页；瞿昙悉达：《开元占经》卷一《天体浑宗》，第178页；《隋书》卷一九《天文志上·浑天仪》，第516页。
(5)鲁子健：《扬雄与浑天、盖天两说之争》，《巴蜀科技史研究》，第343、330页。
(6)相关概括性论述可参刘光汉（刘师培）：《谶纬论》，《国粹学报》1905年第6期，第6—8页；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群联出版社，1955年，“自序”，第7—9页。
(7)《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车师》，李贤等注引刘向《别录》，第2934页。
(1)张岱年：《扬雄评传》，《玄儒评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95页；郑万耕：《扬雄及其太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0—24页。有学者曾对此提出疑义，王青先生认为《太玄》采取盖天说立场，问永宁先生则认为兼采浑盖，分见王青：《扬雄评传》，第141—144页；王青：《太玄研究》，《汉学研究》2001年第1期；问永宁：《读玄释中——试论〈太玄〉所本的宇宙说》，《周易研究》2001年第3期。虽不能完全排除此二说的可能，但文中对汉代的浑、盖理论的理存在一定解偏差，相关论据并不能完全成立。
(2)《尚书正义》卷三《舜典》，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第266页。
(3)瞿昙悉达：《开元占经》卷一《天体浑宗》、卷二《论天》，第173、191—192页。
(4)《续汉书·天文志上》，刘昭注引张衡《灵宪》，第3215页。
(5)瞿昙悉达：《开元占经》卷一《天体浑宗》、卷二《论天》，第173—174、192页。
(1)(7)桓谭：《桓谭新论校注》，白兆麟校注，第85页，第86页。
(2)《宋书》卷二三《天文志一》，第678页。
(3)《隋书》卷一九《天文志上·天体》，第506—507页。标点有微调。
(4)《宋书》卷二三《天文志一》，第679页。
(5)《续汉书·天文志上》，刘昭注引蔡邕《表志》，第3217页。
(6)瞿昙悉达：《开元占经》卷一《天体浑宗》、卷二《论天》，第173—174、192页。
(8)《后汉书》卷五九《张衡列传》，第1897、1939页。
(9)《后汉书》卷八二《方术列传》，第2706页。
(10)《后汉书》卷五九《张衡列传》，第1897页。
(1)《续汉书·天文志上》，刘昭注引蔡邕《表志》，第3217页。
(2)《宋书》卷二三《天文志一》，第673页。
(3)《三国志》卷五七《吴书十二·陆绩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1328—1329页。
基本信息:
中图分类号:K234;B234.99;P159
引用信息:
[1]熊腾跃.扬雄宇宙结构学研究[J].中华文化论坛,2025,No.191(03):160-172.
基金信息: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中国古天文仪象文献整理、校注与研究”（项目编号：19VJX027）的阶段性成果
2025-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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