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论坛

参考文献

(1)顾颉刚：《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1卷），1941年9月；又见顾颉刚：《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

(2)顾颉刚：《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按：顾先生此文取证繁密，论述详明；此处所述，仅略示其要旨而已，读者还宜参看原书。

(1)司马迁：《史记》卷一三《三代世表》，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506页。

(2)(3)(4)蒙文通：《巴蜀史的问题》，《古族甄微》，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第204-205页，第206-208页，第208-209页。

(5)李学勤：《〈帝系〉传说与蜀文化》，《四川文物》1992年“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专辑”。

(6)谭洛非、段渝：《论黄帝与巴蜀》，《社会科学研究》1994年第1期。对有关史料更详密的分析，见段渝《四川通史》卷一《先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7-48页。

(1)蒙文通：《巴蜀史的问题》，《古族甄微》，第208页。

(2)邓少琴：《蜀故新诠》，《巴蜀史迹探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5-129页。

(3)陈志良：《禹生石纽考》，《说文月刊》（第1卷），1940年。

(4)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7-60页。

(5)李学勤：《禹生石纽说的历史背景》，四川省大禹研究会编：《大禹及夏文化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第200-205页。

(1)段渝：《大禹史传的西部底层》，《四川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2)朱希祖：《古蜀国为蚕国说》，《时事新报·学灯》1939年第44期。该文后又转载于《新四川月刊》1939年第2期。

(3)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第50-51页。

(4)徐中舒：《井田制度探原》，《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758页。

(1)段渝：《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354-357页。

(2)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15-422页。

(3)实际上，早在晚清时期，《山海经》便已引起一些学者的注意，例如刘师培就曾撰有《〈山海经〉不可疑》一文，以为《山海经》辩解。参见罗志田：《〈山海经〉与近代中国史学》，《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其实，王国维之前，清人梁玉绳就已考出《山海经》中的王亥，即为《史记》等书所载的殷人先公。可见学者对于《山海经》的重视，实承清代乾嘉之风而来。见梁玉绳：《人表考》，《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618-619页。郝懿行作《山海经笺疏》，也是此一风气的产物。

(4)蒙文通：《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5)吕子方：《读〈山海经〉札记》，《中国科学技术史论文集》（下册），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尤其是其中的第五，第二十四，第二十五条，考定《大荒经》和《海内经》为古代巴人与蜀人的作品，论证较详，可与蒙先生的研究相对照。

(1)金荣权：《〈山海经〉作者应为巴蜀人》，《贵州社会科学》2004年第11期。

(2)唐世贵：《〈山海经〉成书时地及作者新探》，《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3)(5)吕子方：《读〈山海经〉札记》，《中国科学技术史论文集》（下），第81-98页，第97-98页。

(1)以上观点分别见于徐南洲：《〈禹贡〉黑水及其相关诸地考》《〈海内西经〉的“渤海”在今若尔盖沼泽地说》《古代蜀人是如何得名的》等文，《古巴蜀与〈山海经〉》，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55、73-83、162-174页。

(2)徐南洲：《古代蜀人是如何得名的》，《社会科学研究》1994年第6期；《颛顼生于若水考》，《中华文化论坛》1994年第3期。徐南洲有一些很奇怪的观点，例如他认为韩流又称高阳，为女性，见《女娲考》，《古巴蜀与〈山海经〉》，第108-138页。

(3)段渝：《玉垒浮云变古今--古代的蜀国》，成都：四川人民出版，2001年，第60页。参见《四川通史》卷一《先秦》，第81页。

(4)(5)贾文鹤：《鱼凫考》，《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5期。

(6)蒙文通：《再论昆仑为天下之中》，《古地甄微》，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按：邓少琴亦主岷山为昆仑之说，与此可以并参。见邓少琴：《蜀故新诠》，《巴蜀史迹探索》，第116-120页。

(1)童恩正：《古代的巴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7页。

(2)刘弘：《巴虎与开明兽》，《四川文物》1988年第4期。

(3)杨慎：《山海经补注》，湖北：崇文书局刻本，清光绪元年（1875）。

(4)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445页。

(5)蒙默等：《四川古代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2页。

(6)段渝：《四川通史》卷一《先秦》，第196页。段渝还援引李昆声的看法，认为亚洲水稻栽培发端于云南。而杜宇系正是由朱提入蜀，朱提即今云南昭通，因此蜀地的水稻种植可能是由杜宇从云南带过来的。见前引书，第195页。这也是一个有趣的见解，而有待于将来的验证。

(1)王襄：《簠室殷契类纂》正编卷一三，天津博物院石印本，1920年，第58页下。

(2)商承祚：《殷虚文字类编》卷一三，“决定不移”轩自刻本，1923年，第3页；台北艺文印书馆翻印，1971年。

(3)孙诒让：《契文举例》（下），蟫隐庐石印本，1927年，第9页。按：孙氏此书一直以手稿存世，直到民国十六年（1927），才由罗振玉在上海将其印行，故学者见之者绝少。

(4)(8)叶玉森：《殷虚书契前编集释》卷一，北平富晋书社影印本，1929年，第140页，第140页。

(5)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5年，第3912页。

(6)此后出版的几种甲骨文字汇，如孙海波《甲骨文编》（1965），高明《古文字类编》（1980），徐中舒《甲骨文字典》（1989），即都将此字的各种形体附于“蜀”字条下。

(7)孙海波：《甲骨文编》，哈佛燕京学社石印本，1934年，第509页。

(9)唐兰：《天壤阁甲骨文存考释》，辅仁大学影印本，1939年，第55页。

(10)董作宾：《殷代的羌与蜀》，《说文月刊》第3卷第7期“巴蜀文化专号”，1942年。

(11)按缶，古字或作匋，而匋又与陶通，而山东、晋南都有带“陶”字的地名。

(12)邓少琴：《蜀故新诠》，《巴蜀史迹探索》，第156页。其《巴蜀史稿》亦谓：“缶即褒，声音相近，……南郑是褒之属邑，与蜀接邻。”见《邓少琴西南民族史地论集》，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第209页。

(1)段渝：《略论古蜀与商文明的关系》，《史学月刊》2008年第5期。

(2)林向：《三星堆遗址与殷商的西土--兼释殷墟卜辞中的“蜀”的地理位置》，《四川文物》1989年“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

(3)段渝：《先秦蜀国的都城和疆域》，《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1期。

(4)饶宗颐：《西南文化创世纪--殷代陇蜀部族地理与三星堆、金沙文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19-220页。另参同书第226-227页。

(5)饶宗颐：《殷代贞卜人物通考》，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1956年，第189页。

(6)(7)(8)饶宗颐：《西南文化创世纪--殷代陇蜀部族地理与三星堆、金沙文化》，第216-218页，第166-167页，第235页。

(9)邓少琴、温少峰：《论帝乙征“人方”是用兵江汉》，《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3-4期。

(1)邓少琴：《巴蜀史稿》，《邓少琴西南民族史地论集》，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第155-159页。

(2)邓少琴：《巴蜀史迹探索》，第130-135页；另参邓少琴：《巴蜀之先旧称人皇为氐族部落之君》，《邓少琴西南民族史地论集》，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第305-311页。

(3)林向：《三星堆遗址与殷商的西土--兼释殷墟卜辞中的“蜀”的地理位置》，《四川文物》1989年“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

(4)郭沫若：《班簋的再发现》，《文物》1972年第9期。

(5)李学勤：《班簋续考》，《古文字研究》（第13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6)梁诗正等：《西清古鉴》卷一三，《摛藻堂景印四库全书荟要》（第157册），台湾：世界书局，1985年，第360页。

(7)刘心源：《古文审》卷五，光绪十七年（1891）嘉鱼刘氏龙江楼写刻本。

(1)郭沫若：《班簋的再发现》，《文物》1972年第9期；另参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408-409页：陈梦家说，见：《西周铜器断代》，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5-27页。

(2)于省吾：《毛伯班簋考释》，《辛巳文录初集》，文奎堂书庄，1941年；另参于省吾：《穆天子传新证》，《考古社刊》1937年第6期；杨树达说，见《毛伯班簋跋》，《积微居金文说》（增订本）卷四，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221页；唐兰说，见《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考古学报》1962年第1期；另参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徴》，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46-355页；李学勤认为，该器字体近于庄白丰器，因而将其定为穆王时器，见：《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周原庄白、强加两处青铜器窖藏的综合研究》，《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第1期；另参李学勤：《班簋续考》，《古文字研究》（第13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3)周公说，见何幼琦：《〈宜侯夨簋〉的年代问题》，《西周年代学论丛》，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07-117页；昭王说，见黄盛璋：《班簋的年代、地理与历史问题》，《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按，黄盛璋后来又改主穆王说，见：《西周征伐东夷、东国的铜器年代地理及其相关问题综考》，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编：《河洛文明论文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87-312页。

(4)徐锡台：《周原出土的甲骨文所见人名、官名、方国、地名浅释》，《古文字研究》（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5)严一萍：《周原甲骨》，《中国文字》（新1期），北京：艺文印书馆，1980年。

(6)陈全方：《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甲骨文概论》，《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0辑），1982年。

(1)缪文远：《周原甲骨所见诸方国考略》，《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0辑）。

(2)林向：《周原卜辞中的蜀》，《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6期。林向并且提出，所谓的“蜀”本非一族一国，而是有先后并立的多个蜀国。周原卜辞中所伐的蜀，当位于岷江上游的山地中，与殷墟甲骨中的蜀不同。

(3)张亚初：《论商周王朝与古蜀国的关系》，《文博》1988年第4期。

(4)李学勤：《论繁蜀巢与西周早期的南方经营》，《三星堆文明·巴蜀文化研究动态》2007年第5期。

(5)陈絜：《两周金文中的繁地与西周早期的东土经略》，《中原文物》2020年第1期。

(1)平心而论，疑古派对于自身理论的阐述，也有不少未尽人意之处。例如顾颉刚提出的“古史层累”说，据顾氏本人诠释，其主要内涵即限于时代越晚，所形成的传说反而越早。这当然不是“层累说”的全部内涵。对于这一问题，我们打算留待另文中作详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