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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桥上闻杜鹃”是邵伯温在南宋初年的政治语境中建构的政治寓言。它借助邵雍的前知形象，将杜鹃出现在洛阳解释为政局转变与天下将乱的先兆，以抨击王安石与新党。在宋元士人反思宋代覆亡的过程中，这则寓言的叙事被广泛接受，成为极具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降至明初，这一符号被移植到元代覆亡的情境中，演变为可被反复调用的历史书写模式，折射出宋元明史家的政治立场与情感转变。“天津桥上闻杜鹃”叙事的建构、流传与模式化，体现了历史书写模式形成过程中时代背景、政治文化、知识传统等多方面的影响。
Abstract：“Hearing the Cuckoo at Tianjin Bridge” is a political allegory constructed by Shao Bowen within the political context of the early Southern Song Dynasty. Drawing on the prophetic persona of Shao Yong, this allegory interprets the appearance of the cuckoo in Luoyang as an omen of political upheaval and impending chaos, in a bid to denounce Wang Anshi and the New Policies Faction. In the process scholar-officials of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reflected on the collapse of the Song Dynasty, this narrative gained widespread acceptance and evolved into a highly symbolic cultural sign. By the early Ming Dynasty, this sign had been transplanted into the context of the fall of the Yuan Dynasty, evolving into a model of historical writing that could be repeatedly invoked that mirrors the shifts in the political stances and sentiments of historians across the Song,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The construction, circulation, and recontextualization of the “Hearing the Cuckoo at Tianjin Bridge” narrative embody the multifaceted influences of historical context, political culture, and intellectual traditions on the formation of models of historical writing.
(1)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一九，中华书局，1983年，第214—215页。
(2)胡寅：《读史管见》卷八《晋纪·穆帝四年》，岳麓书社，2011年，第280页；朱熹：《八朝名臣言行录》卷一四《康节邵先生》，朱熹撰，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849页；王应麟著，翁元圻注：《困学纪闻注》卷一，孙通海点校，中华书局，2016年，第123页。
(1)李珥著，朱杰人等主编：《经筵日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332页；[朝]禹如楙著，王春华等整理：《洪范羽翼》，凤凰出版社，2019年，第184、421页。
(2)未学斋主（钱穆）：《论关于荆公传说之闻鹃、辨奸两案》，《天津益世报》1936年11月5日，第20版；梁白泉：《杜鹃声里话内桥》，《南京史志》1998年第4期；梁庚尧：《南宋朝野论王安石与新法》，东方出版中心，2025年；宋春光：《〈邵氏闻见录〉中的“王安石叙事”》，《中原文化研究》2021年第5期。
(3)曲利明主编：《中国鸟类图鉴》中册，海峡书局，2013年，第629页。
(4)陶穀：《清异录》卷上“禽名门·观自在”条，《全宋笔记》第1编第2册，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54页。
(5)邵雍：《听杜鹃思亡弟》，邵雍：《邵雍集·伊川击壤集》卷六，中华书局，2010年，第259页。
(6)邵雍：《三十年吟》，《邵雍集·伊川击壤集》卷三，第211页。
(7)陈霆：《两山墨谈》卷一三，清光绪二十二年长沙刻惜阴轩丛书本。
(8)周亮工：《书影》卷八，中华书局，1958年，第203页。
(9)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九“嘉祐八年上”，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第146—148页。
(10)郭彧：《前言》，《邵雍集》，第7页。参见李震：《观物：邵雍哲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第32—39页。
(11)邵雍：《邵雍集·观物外篇》中之下，第133页。
(12)王楙：《野客丛书》卷二五《不用南人为相》，《全宋笔记》第6编第6册，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328页。
(13)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一○，《全宋笔记》第6编第4册，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145页。
(14)陈瓘：《论蔡京》，吕祖谦：《宋文鉴》卷六二，中华书局，1992年，第919页。
(15)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一九，第214—215页。
(16)李震：《观物：邵雍哲学研究》，第354—356页。
(1)南宋人赵与时指出：“邵伯温《闻见录》载：康节先生治平间与客散步天津桥上，闻杜鹃声，惨然不乐，曰：‘洛阳旧无杜鹃，今始至。不二年，上用南士为相，多引南人，专务变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闻杜鹃何以知此？’曰：‘天下将治，地气自北而南；将乱，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气至矣，禽鸟飞类，得气之先者也。’康节《首尾吟》其一云：‘尧夫非是爱吟诗，诗是尧夫访友时。青眼主人偶不在，白头老叟还空归。几家大第横斜照，一片残春啼子规。独往独来还独坐，尧夫非是爱吟诗。’疑亦此意也。”赵与时认为邵雍明确认识到“洛阳旧无杜鹃”，并引邵雍《首尾吟》作为旁证，显然失之穿凿。见赵与时：《宾退录》卷一○，《全宋笔记》第6编第10册，第141页。标点有改动。
(2)清四库馆臣指出邵伯温在《邵氏闻见录》中“意欲神奇其父，转涉妖诬”，切中其实。见纪昀、陆锡熊、孙士毅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卷一四一“子部五十一·小说家类二”，中华书局，1997年，第1861页。
(3)(8)脱脱等：《宋史》卷四三三《儒林三》，第12851—12854页，第12853页。
(4)郭璞注、刑昺疏：《尔雅注疏》卷一○《释鸟》，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第5761页。
(5)罗愿：《尔雅翼》卷一四《释鸟二》“子巂”条，黄山书社，2013年，第172页。
(6)李时珍：《本草纲目》禽部卷四九，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1756页。
(7)雍陶：《闻杜鹃》，《全唐诗》卷五一八，中华书局，1980年，第5922页。
(9)罗家祥：《邵伯温入蜀之年考》，《文史杂志》2023年第5期。
(10)《邵氏闻见录》附录《邵博河南邵氏闻见录序》，中华书局，1983年，第231页。
(11)纪昀、陆锡熊、孙士毅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卷一四一“子部五十一·小说家类二”，第1861页。
(12)罗家祥：《邵伯温入蜀之年考》，《文史杂志》2023年第5期。
(1)杨时：《杨时集》卷一《上钦宗皇帝（其七）》，中华书局，2018年，第29页。
(2)胡寅：《斐然集》卷一《赋·原乱赋》，尹文汉点校，岳麓书社，2009年，第12页。
(3)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一八，许沛藻、金圆、顾吉辰、孙菊园点校，中华书局，2006年，第415页。
(4)吕中：《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卷六“宰相执政”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38页。
(5)吕中：《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卷一六“引用奸人”条，第298页。
(6)刘宰：《漫塘文集》卷一《闻杜鹃》，民国十年吴兴刘氏刻嘉业堂丛书本，第19页上。
(7)曾景建：《荆公书堂》，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七四《诗话》，王蓉贵、向以鲜校点，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451页。
(8)郝经：《陵川集》卷九，吴广隆编审，马甫平点校，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93页。
(9)刘因：《书事》，杨镰主编：《全元诗》，中华书局，2013年，第162页。
(1)佚名：《大宋宣和遗事·目录》，清嘉庆道光间吴县黄氏刻士礼居丛书景宋刻本。
(2)宋濂等：《元史》卷五一“五行志二”，中华书局，1976年，第1102页。
(3)宋濂：《宋濂全集·銮坡后集》卷四《吕氏采史目录序》，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74—775页。
(4)王慎荣：《〈元史〉修纂中的几个问题》，《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
(5)宋濂：《谕中原檄》，程敏政辑：《皇明文衡》卷一，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景明刻本，1919年，第1页下。
(6)宋濂：《宋濂全集·芝园续集》卷一○《题宗忠简公诰》，第1815页。
(7)宋濂：《宋濂全集·芝园前集》卷一《删乌城志》，第1346页。
(8)胡粹中：《元史续编》卷一五，明永乐刻本。十一月已经入冬，此时作为候鸟的杜鹃已经迁往南方，不可能出现在大都和居庸关一带，《元史续编》的记载未知所据。
(1)商辂：《续资治通鉴纲目》卷二七，明成化十二年内府刻本，第20页上。
(2)丘濬：《世史正纲》卷三二，海南出版社，2005年，721页。
(3)薛应旂：《宋元资治通鉴》卷一五四“元顺帝纪八”，明嘉靖四十五年刻本，第12页上—12页下。
(4)彭炳：《相重》，杨镰主编：《全元诗》第54册，第160—161页。
(5)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中华书局，1959年，第45页。
(6)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一六“北狄·鞑靼”，中华书局，1993年，第509页。
(7)丘濬：《琼台会稿》卷一二《不如归去（元至正十六年子规啼于居庸）》，明万历四十一年丘尔谷刻本。
(8)彭大翼辑，张幼学增定：《山堂肆考》宫集卷二七《地理》，明万历二十三年金陵书林周显刻本，第24页上。
基本信息:
中图分类号:K245
引用信息:
[1]曹鹏程,李奕安.“天津桥上闻杜鹃”：一则政治寓言的建构、流传与化用[J].中华文化论坛,2026,No.196(02):67-73.
基金信息: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术新苗课题“经典巴蜀文化符号的生成流变及其当代价值研究”（项目编号：202506044）的阶段性成果
2026-04-03
2026-0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