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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中期秦并蜀后，对蜀近百年的统治，不仅为秦国的争霸与统一战争营造了重要的战略后勤基地，也让蜀地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秦的先进制度、技术、文化传入了蜀地，促进了蜀的社会转型，有效地维护了秦、蜀的区域统一。但秦并蜀之初的封蜀侯于蜀及对蜀侯的屡次废、立，以及蜀民与西南夷部族对秦统治的疑虑，皆表明治蜀并非易事。秦凭借强大的武力优势，硬、柔手段并举，历经秦惠文王、武王、昭襄王三代君王的励精图治，终于稳固了对蜀地的郡县统治，从制度上保证了蜀对秦的战略支撑。在霸业的推动下，秦不断加大对蜀地经济的开发力度，最终不仅促进了蜀地经济的飞跃，还让蜀地在战国末期呈现出“染秦化”的文化特征，为统一大业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
Abstract：After Shu merged with Qin in the middle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nearly hundred years of ruling over Shu not only created an important strategic logistics base for Qin's hegemony and unification, but also gave Shu a new opportunity for development. Qin's advanced system, technology, and culture were introduced to Shu, which promoted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Shu and effectively maintained the regional unity between Qin and Shu. However, at the beginning of Shu merge with Qin, the enfeoffment of the Marquis of Shu and the repeated abolit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Marquis of Shu, as well as the doubts of the Shu people and the southwest Yi tribes about Qin's rule, which shows that it is not easy to govern Shu. Relying on its strong military strength, Qin tempered force with mercy. After three generations of King Huiwen, King Wu, and King Zhaoxiang tried their best to govern, Qin finally stabilized the rule of counties in Shu, and guaranteed the systematically strategic support of Shu to Qin. Driven by hegemony, Qin continued to increase the development of Shu's economy, which eventually not only promoted the leap of Shu's economy, but also allowed Shu to show "Qin's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t the end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contributing to the great cause of reunification later on.
(1)杨家友：《秦对西戎、巴蜀的兼并》，《历史教学》1986年第7期；罗二虎：《秦汉时代的中国西南》，成都：天地出版社，2000 年，第29-35页；胡绍华、赵建忠：《战国后期秦国统治蜀之政策研究》，《渝西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于秀情：《秦统一巴蜀前后与两地民族关系之比较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2年第1期；王文光等：《中国西南民族关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87-94页；张军：《试论战国后期秦对巴蜀的统一及社会经济改革》，《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罗开玉：《四川通史》卷二《秦汉三国》，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2-25页；张学君：《秦统一巴蜀的战略决策及其治蜀成效》，《文史杂志》2017年第6期；李钊、秦美玉：《蜀守遴选及秦并巴蜀后蜀地农业的发展》，《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2期等。
(1)(8)(11)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48页，第126页，第128页。
(2)郑德坤：《四川古代文化史》，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第63页。
(3)段渝：《论秦汉王朝对巴蜀的改造》，《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1期；于天宇：《秦蜀文化的融合与秦文化的强盛》，《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张韶光：《试析郡县制在秦南部蛮夷边地的实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4)(5)司马迁：《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86页，第3287页。
(6)刘向集录：《战国策》卷三《秦一·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66页。
(7)司马迁：《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第2991页。
(9)郦道元原注，陈桥驿注释：《水经注》卷三七《叶榆河》引《交州外域记》，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83页。
(10)关于蜀侯的身份，蒙文通、蒋家骅、杨宽、童恩正等学者已在研究中证明其为蜀王后裔。结合秦的军功政策来看，秦以军功授爵，即使是秦宗室如樗里子、魏冉也是因军功而受封。且在《战国策》《史记》等文献中，未有秦王子嗣参加灭蜀之战的记载，《史记》卷七〇《张仪列传》记载：“贬蜀王更号为侯。”若秦王子嗣在灭蜀之战中建立了军功，是不可能被贬为蜀侯的，因此秦所分封的蜀侯只可能是蜀王后裔而非秦王子嗣。
(1)(4)(10)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14页，第128页，第11页。
(2)房玄龄：《晋书》卷一二〇《李特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022页。
(3)张韶光：《试析郡县制在秦南部蛮夷边地的实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5)夹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印：《夹江县志》，清嘉庆十八年（1813）修纂，2012标点校勘注释补图重印本，第19页。
(6)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青川县文物管理所：《四川青川县郝家坪战国墓葬群2010年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16年第3期。
(7)周尔太：《我市发现一批秦人墓》，《成都晚报》1992年6月11日载，转引自郭声波、陈铁军：《秦汉时代四川的农业开发》，《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
(8)卢求：《成都记序》，载冯广宏主编：《都江堰文献集成·历史文献卷（先秦至清代）》，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49页。
(9)彭邦本：《秦人治蜀时期蜀地水利与农业的发展》，《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1)班固：《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742页。
(2)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9页。
(3)(10)罗开玉：《四川通史》卷二《秦汉三国》，第26-27页，第27页。
(4)参考司马迁：《史记》卷七一《樗里子甘茂列传》：“秦封樗里子，号为严君。”司马贞《索隐》按：“严君是爵邑之号，当是封之严道。”第2308页；罗开玉：《四川通史》卷二《秦汉三国》，第234页。
(5)(9)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128页，第128页。
(6)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一《剑南道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67页。
(7)毛曦：《先秦巴蜀城市史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47页。
(8)四川省文史馆编：《成都城坊古迹考》，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1页。
(11)司马迁：《史记》卷二九《河渠书》，第1411页。
(1)刘向集录：《战国策》卷三《秦一·苏秦始将连横》，第45页。
(2)(4)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128页，第177页。
(3)司马迁：《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09页，第208页。
(5)郦道元原注，陈桥驿注释：《水经注》卷三三《江水》，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39页。
(6)蒙文通：《巴蜀史的问题》，载《巴蜀古史论述》，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3页。
(1)四川省博物馆、青川县文化馆：《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四川青川县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2年第1期。
(2)罗开玉：《秦在巴蜀的经济管理制度试析——说青川秦牍、“成亭”漆器印文和蜀戈铭文》，《四川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4期。
(3)参考罗二虎：《四川青川秦律与稻作农业》，《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4)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90页。
(5)班固：《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第1641页。
(6)蒙文通：《巴蜀史的问题》，载《巴蜀古史论述》，第65页。
(7)司马迁：《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第2230页。
(8)石磊译注：《商君书·农战》，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2页。
(1)(6)(7)蒙文通：《巴蜀史的问题》，载《巴蜀古史论述》，第84-85页，第4页，第58页。
(2)司马迁：《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第2231页。
(3)郑德坤：《四川古代文化史》，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第63页。
(4)(14)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129页，第132页。
(5)司马迁：《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第3046页。
(8)罗开玉：《中国科学、神话、宗教的协合——以李冰为中心》，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第112页。
(9)周洪双：《成都首次出土秦简牍秦蜀郡西工或在今成都旧城中心》，《光明日报》2022年12月20日，第9版。
(10)司马迁：《史记》卷七九《范睢蔡泽列传》，第2423页。
(11)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第3261-3262页。
(12)司马迁：《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13页。
(13)杨宽《战国史》、林剑鸣《秦史稿》、罗开玉《四川通史（卷二：秦汉三国）》、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冯广宏《李冰传》都认为李冰始任蜀守的时间当为秦昭襄王时期（参见杨宽：《战国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7页；林剑鸣：《秦史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26页；罗开玉：《四川通史》卷二《秦汉三国》，第18页；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134页；冯广宏：《李冰传》，成都：天地出版社，2020年，第71-73页）。以上著作在学界的断代史研究、国别史研究、地方史研究、地方志研究、李冰研究中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故“秦昭襄王时期说”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
(1)(3)(6)(8)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134页，第133页，第133页，第133-134页。
(2)(7)罗开玉：《四川通史》卷二《秦汉三国》，第21页，第234页。
(4)段渝：《五尺道的开通及其相关问题》，《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5)郦道元原注，陈桥驿注释：《水经注》卷三三《江水》引《风俗通》，第437页。
(1)(3)应劭：《风俗通义》，原文已佚，虞世南在《北堂书钞》卷七四有此摘抄，载冯广宏主编：《都江堰文献集成·历史文献卷（先秦至清代）》，第13页，第13页。
(2)(5)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134页，第148页。
(4)班固：《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第1645页。
(6)司马迁：《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316页。
(1)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第3277-3278页。
(2)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148页。
(3)(5)罗开玉：《四川通史》卷二《秦汉三国》，第432页，第43页。
(4)罗开玉：《论秦汉道制》，《民族研究》1987年第5期。
基本信息:
中图分类号:K231;D691
引用信息:
[1]彭邦本,汤新钊.区域统一的构建：再论战国时期秦对蜀的治理[J].中华文化论坛,2023,No.179(03):147-157+191-192.
基金信息:
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重大招标项目“中华文明起源与先秦君主政体演进研究”（项目批准号：LSYZD21007）阶段性成果
2023-05-08
2023-0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