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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01, No.183 145-159
两周之际政局与郑武公霸业先兴——兼论“郑庄小霸”之得失
基金项目(Foundation): 四川师范大学简帛与石刻文字研究中心2023年度资助科研一般项目“清华简与郑国早期史地新探”(项目编号:HDZX202304); 广西师范大学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培育项目(项目编号:2023PY007)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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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24-02-10
出版时间: 2024-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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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周幽王废嫡立庶,酿成地方诸侯与西北戎人的联合灭周祸事,连带引发两周之际的政治地理危机,不仅由此开启诸侯竞相争霸的历程,而且随着岐丰大本营的丧失和周平王权威地位的下坠,为西周王政向春秋霸政转变打开了缺口。一方面,周末政治空间失序,以洛邑为中心重构新的封建藩屏网络,为中原郑国的崛起提供了地理优势;另一方面,拥立周平王并辅其东迁成功的二号人物郑武公,一身兼领王官伯与方伯双重身份,在秦、晋等大国受困于内忧外患的空档期,大兴“尊王”之举,复有“正东方之诸侯”的机遇,积极实行联盟策略,实已开启霸政先声。至其子庄公时,郑因桓王夺政事件而丧失一贯的王官伯地位,更全力向外服诸侯和方伯身份转型,结强援、伐弱旅、败戎夷,乃至“逐王于葛”,堪称小霸列国间。然而,郑庄霸业是以挑落王室权威、败坏旧有传统而以强力实现,难以得到诸侯公认,最终因庄公谢世后郑国内乱而无以为继。自此以后,春秋霸政进入一个力、德相配,尊王、攘夷并行的更高阶段。

Abstract:

After King You of Zhou abolished his eldest son's legitimate succession position, a joint army consisted of local lords(zhuhou) and the northwest Rong people destroyed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Since then, a political-geographical crisis emerged, and a process of which local lords(zhuhou) vied for hegemony started. As the loss of the Qifeng headquarters and the decline of King Ping of Zhou's authority, a gap has appeared o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s monarchy. The national political system began to transform to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s hegemony pattern. On the one hand, within the political disorder, a new seigneur network surrounded Luoyi was constructed, objectively, this situation provided geographical advantages for the rise of the Zheng State. On the other hand, due to his contributions to King Ping of Zhou's eastward migration,Zheng Wugong has became the second powerful man with his dual political identities of Wangguanbo and Fangbo. At that time, major states such as Qin or Jin were trapped into their own internal and external troubles.During this blanking period, Zheng Wugong vigorously promoted the “zunwang” initiatives and gained the opportunity to become “Zheng dong fang zhi zhuhou”. He actively implemented an alliance strategy, actually begun the hegemony politics. By the time of his son(Zheng Zhuanggong), after the seizure of power events of King Huan, Zheng lost its traditional royal position as a Wangguanbo. Then Zheng State initiated its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to a Fangbo, did lots of efforts such as seeking strong allies, attacking weak enemies, defeating the barbarians, even “zhu wang yu ge”. All these efforts have made Zheng a “small” hegemony among numerous states. However, since the hegemony of Zheng Zhuanggong was achieved by provoking the royal authority and destroying old tradition, it was difficult to be recognized by other local lords. Eventually, along with the internal turmoil happened after Zheng Zhuanggong's death, the hegemony of Zheng didn't last too long. From then on,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entered a higher stage, a hegemony state should possessed both power and virtue, undertook both of the two responsibilities:“zun wang” and “rang yi”.

参考文献

(1)《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2014年,第4009页。

(2)参见孙家洲:《天子·霸主·诸侯——春秋霸政研究》,《贵州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

(1)关于春秋五霸构成,主要涉及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夫差、越王勾践等八人,诸人物见于《墨子》《荀子》《吕氏春秋》等。如果再加上齐庄公、齐僖公、郑庄公等小霸,以及晋悼公复霸等,多达十人以上。参见马毓良:《春秋“五霸”辨》,《江淮论坛》1982年第2期;刘浦江:《“春秋五霸”辨》,《齐鲁学刊》1988年第5期;晁福林:《论春秋霸主》,《史学月刊》1991年第5期;蒋建安:《论春秋时期的霸主》,硕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2017年,等等。

(2)赵东玉指出,从早期人类思维习惯看,“五”用为虚数者居多。所谓“五霸”,应是一种虚指,用来表现春秋时期诸侯国霸业迭兴的总体社会特征。参见氏著:《五霸别解》,《史学集刊》2000年第2期。

(3)《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第881页。

(4)清华简《系年》云“幽王及伯盘乃灭,周乃亡”。参见李松儒:《清华简〈系年〉集释》(修订本),中西书局,2022年,第36页。

(5)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13页。

(1)《周本纪》另载戎人杀幽王之后“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参见《史记》卷四《周本纪》,第188页。

(2)(3)《史记》卷五《秦本纪》,第230页,第230页。

(4)《史记》卷四《周本纪》,第189页。

(5)钱穆所论平王东迁的时间仍是据司马迁《史记》框架而来。参见氏著:《国史大纲》(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9页。按:据清华简《系年》可知,其东迁的时间较晚,但不妨碍从两周之际平王被诸侯拥立而开启诸侯争霸基本格局的事态发展主线。

(6)许兆昌:《〈系年〉〈春秋〉〈竹书纪年〉的历史叙事》,中西书局,2015年,第25页。按:不过作者仍持旧说,将郑庄公的霸业看作是春秋霸业的起始。与笔者看法不同,说详后文。

(7)黄锦前指出,《史记》载齐、楚、秦、晋是方伯,应系西周末年情况,早中期却未必如此,方伯格局是鲁、燕、晋、曾分别是东土、北土、中原、南土的核心。参见氏著:《晋楚曾霸,齐鲁燕灭——周代方伯的发展与演变》,《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按:作者将晋作为中原诸侯首脑,而不认可卫国方伯地位,似有未妥。晋应为西土之伯,而近畿地区的卫当有早期中原的诸侯领导地位。参见王健:《西周卫国为方伯考》,《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1)参见龚伟:《“诸正”与“诸侯”之争:西周晚期王朝政治变迁述论——以金文为中心的考察》,邹芙都、赵国壮主编:《西部史学》第七辑,西南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115—129页。

(2)杜勇指出,西周分封制下的畿内诸侯,封授王畿采邑,其政治进路是出任王官,入为王朝卿士,这些特征均有别于畿外诸侯。参见氏著:《西周“共和行政”历史真相新探》,《人文杂志》2019年第5期。

(3)郑桓公未死于幽王骊山之难,而能在周亡后继续其东迁灭郐的历程。这一点曾为沈长云率先揭示并详加论证,近在清华简佐证下,已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支持。参见沈长云:《郑桓公未死幽王之难考》,《上古史探研》,中华书局,2002年,第267—271页。

(4)有学者认为,桓公死难时“武公年轻,政治立场多是追随其他诸侯,大约在九年时转向平王”。参见代生、张少筠:《清华简〈系年〉所见郑国史事初探》,《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按:郑桓公若未死幽王之难,其政治立场或在幽王被弑后便有倒向平王一方的可能。这从郑桓公为其子武公娶申侯之女一事上便能看出些端倪。而郑武公娶于申的时间,《史记》的记载似也不可信,应当更早。

(5)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523页。

(1)(2)(8)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第524页,第524页,第524页。

(3)(9)参见李松儒:《清华简〈系年〉集释》(修订本),第2页,第2页。

(4)据学者考证,司马迁记载秦襄公仅在位十二年,卒于平王五年的起迄年代是不符合史实的。秦襄公在位五十二年,卒于平王四十五年。而郑武公元年当平王十一年,尽平王三十七年。参见杜勇:《平王东迁年代与史事新探》,《中州学刊》2023年第2期。

(5)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中名言“十二诸侯”,却实叙“十三诸侯”,学者对此矛盾多有辨析,提出殊鲁、吴、秦等不同解决方案,但笔者以为其中最特殊的实际是郑,已另有专文详论。

(6)孔颖达:《尚书正义》卷二〇《文侯之命》,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第539页。

(7)杨博:《清华简〈系年〉简文“京师”解》,《简帛》第十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53—58页。作者认为这片新区域,主要是包括豳、镐京、丰京在内的广袤地域。

(10)参见李峰:《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增订本),徐峰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49—250页。

(1)苏建洲等:《清华二〈系年〉集解》,(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122—123页。

(2)杨永生:《清华简〈系年〉“京师”与平王东迁》,《史学月刊》2021年第5期。

(3)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二)》,中西书局,2011年,第140页。

(4)李学勤:《论卿事寮、太史寮》,《松辽学刊》1989年第3期。

(5)该词最早见于《左传·昭公十一年》所记,“今单子为王官伯”,单子为周王室执政卿单成公。《左传·哀公十三年》所载“王合诸侯,则伯帅侯牧以见于王”,杜预注:“伯,王官伯;侯牧,方伯。”参见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16年,第1470、1873页。按:虽然“王官伯”一词来自春秋文献,但它确是从西周和春秋政治史中抽绎总结出的,内涵清晰,符合历史真实。

(6)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卷二七,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第2364页。

(7)孔颖达:《礼记正义》卷五,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第2738页。

(8)邵蓓:《西周伯制考索》,《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2期。

(9)过常宝:《春秋霸政:合法性、合目的性和书写策略》,《学术界》2020年第3期。

(10)杨伯峻谓“序”乃绪业,即所承受之功业。此谓姬姓力量已渐衰落。参见氏著:《春秋左传注》,第75页。按:姬姓国族衰落的根由,仍在于周王权威下降导致的王纲不振。

(1)赵鼎新:《儒法国家:中国历史新论》,徐峰、巨桐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120页。

(2)王坤鹏:《清华简〈系年〉相关春秋霸政史三考》,《殷都学刊》2015年第3期。

(3)参见胡乃波:《清华简〈郑文公问太伯〉(甲本)集释》,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大学,2018年,第32页;王瑜桢:《〈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六)〉郑国史料三篇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台湾师范大学,2018年,第265页。

(4)(8)参见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六)》,中西书局,2016年,第122页,第121页。

(5)(6)参见王瑜桢:《〈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六)〉郑国史料三篇研究》,第266页,第263页。

(7)侯瑞华:《清华简第六辑补释(六则)》,《出土文献综合研究集刊》第十辑,巴蜀书社,2019年,第22页。

(1)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77页。

(2)参见陈恩林:《逸斋先秦史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第248页。

(3)顾栋高辑,吴树平、李解民点校:《春秋大事表》,中华书局,1993年,第533页。

(4)参见沈长云:《郑桓公未死幽王之难考》,《上古史探研》,第267—271页。

(5)参见杜勇:《平王东迁年代与史事新探》,《中州学刊》2023年第2期。

(6)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第350页。

(7)参见李学勤:《有关春秋史事的清华简五种综述》,《文物》2016年第3期。

(8)杨伯峻指出,“朝”有数义,臣下见君上曰朝,诸侯朝见天子亦曰朝。诸侯相见亦曰朝,《大戴礼记》有诸侯相朝之礼。此后小国于大国,尤于霸主,非朝不可。参见氏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70页。

(9)柯劭忞撰,张鸿鸣点校:《春秋榖梁传注》,中华书局,2020年,第33页。

(10)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25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99页。

11参见高明:《论墙盘铭文中的微氏家族》,《考古》2013年第3期。

(1)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第523页。

(2)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六)》,第122页。

(3)参见徐少华:《荆楚历史地理与考古探研》,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7—45页。

(4)参见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卷下》,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5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84页。

(5)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第60页。

(6)清人翟灏有此说,参见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第990页。

(1)参见熊梅:《论春秋时期的联盟战略与霸权迭兴》,《军事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

(2)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第465、478页。

(3)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第154页。

(4)《论语·宪问》邢昺疏引郑玄注,参见程树德:《论语集释》,第990页。

(5)颜世安:《齐桓公霸政基础之探讨》,《江海学刊》2001年第1期。

(6)据研究,郑桓公、武公、庄公的在位年数,《史记》皆有问题。郑庄公实际于平王三十八年继位,在位只有三十三年。参见杜勇:《平王东迁年代与史事新探》,《中州学刊》2023年第2期。

(7)参见顾栋高辑,吴树平、李解民点校:《春秋大事表》,第2615—2619页;崔向荣:《还历史人物以真实的生命——评〈左传〉中的郑庄公》,《广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8)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28—29页。

(9)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第19页。

(1)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第110页。

(2)(3)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六)》,第119页,第122页。

(4)(6)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70页,第65页,第260页。

(5)据研究,“伐”多用于诸侯国或平级之间的公开宣战,一般师出有名。由于伐后来与征多连用,实具褒义。而“侵”则多含贬义,属不宣而战,无理由地侵犯他国。“伐”战多合礼义,“侵”战少有礼义。参见董淑华:《从〈左传〉“伐、侵、袭”的使用透视春秋人的战争观》,《辽宁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张晓耕:《“征、伐、侵、袭、讨、攻”辨析》,《语文知识》2014年第1期。

(7)史念海:《西周与春秋时期华族与非华族的杂居及其地理分布(上篇)》,《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1期。

(8)刘光:《清华简〈郑文公问太伯〉所见郑国初年史事研究》,《山西档案》2016年第6期。

(9)参见李学勤:《有关春秋史事的清华简五种综述》,《文物》2016年第3期。

(1)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104页。

(2)高士奇撰,杨伯峻点校:《左传纪事本末》,中华书局,2015年,第9页。

(3)童书业悉数例举《左传》中郑庄公参与的征伐、会盟之事,认为郑凭本国商业之富,加之合理外交政策,故能纵横一时,即所谓“郑庄小霸”事业。参见氏著:《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41—42页。

(4)参见刘瑛:《郑称国考》,《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集刊》第十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48—150页。

(5)参见周方银:《松散等级体系下的合法性崛起——春秋时期“尊王”争霸策略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6期。

(1)李惠仪:《〈左传〉的书写与解读》,文韬、许明德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49—252页。

(2)张高评:《郑庄公称雄天下与〈左传〉之叙事义法》,《古典文学知识》2020年第2期。

(3)顾栋高辑,吴树平、李解民点校:《春秋大事表》,第536页。

(4)参见叶先闯:《西周选官之源与治理之道探究》,《青海社会科学》2023年第3期。

(5)童书业认为,要“攘夷”必先“尊王”,“尊王”旗帜竖起,然后中原内部才能团结;内部团结,然后才能对外,所以“尊王”与“攘夷”是一致的政策,这是春秋初年时势需要。参见氏著:《春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41—142页。

(6)有学者指出,郑庄公事业最后功亏一篑,主客观原因很多,但综合衡量,其败不在外而在内,特别是自我的原因。参见蒋凡:《〈左传〉郑庄公传叙》,《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1)高士奇撰,杨伯峻点校:《左传纪事本末》,第606页。

(2)该表主要依据《左传》和高士奇所著《左传纪事本末》中“郑庄强国”一节而绘制。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表中最后一列中的“征伐”是包含“攘夷”内容的。此外,郑多次与宋国开战,和宋国在春秋早期实力不弱且二者地缘相近有关。郑只有臣服宋国才能在中原更好立足、谋霸。

基本信息:

中图分类号:K224;D691

引用信息:

[1]叶先闯.两周之际政局与郑武公霸业先兴——兼论“郑庄小霸”之得失[J].中华文化论坛,2024,No.183(01):145-159.

基金信息:

四川师范大学简帛与石刻文字研究中心2023年度资助科研一般项目“清华简与郑国早期史地新探”(项目编号:HDZX202304); 广西师范大学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培育项目(项目编号:2023PY007)阶段性成果

发布时间:

2024-02-10

出版时间:

2024-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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