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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参见乔秀岩：《论郑王礼说异同》，《北大史学》第13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17页；古桥纪宏著，乔秀岩删要：《魏晋礼制与经学》，《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54—295页；李振兴：《王肃之经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2)参见陈赟：《郑玄“六天”说与禘礼的类型及其天道论依据》，《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以祖配天”与郑玄禘论的机理》，《学术月刊》2016年第6期；陈壁生：《周公的郊祀礼——郑玄的经学构建》，《湖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经学、历史与历史书写——以郑玄论圆丘礼为例》，《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褚叶儿：《郑玄的六天说与阴阳五行》，《中国哲学史》2020年第4期；赵永磊：《天道与人事：王肃禘郊祖宗说复原》，《哲学研究》2023年第1期。

(3)牛敬飞：《经学与礼制的互动：论五精帝在魏晋南朝郊祀、明堂的发展》，《文史》2017年第4辑。

(1)吴丽娱：《从经学的折衷到礼制的折衷——由〈开元礼〉五方帝问题所想到的》，《文史》2017年第4辑；《从郊礼“奠玉帛”的文字看〈开元礼〉的制作——〈大唐开元礼〉札记之二》，《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44—60页；《〈开元礼〉五方帝祭祀补考——〈大唐开元礼〉札记之三》，《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9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45—61页。

(2)冯茜：《〈开元礼〉与“郑王之争”在礼制层面的消亡——以郊祀为中心讨论》，《中国典籍与文化》2014年第4期。

(3)吴丽娱：《从经学的折衷到礼制的折衷——由〈开元礼〉五方帝问题所想到的》，《文史》2017年第4辑。

(4)[英]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李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4—168页；彼得·伯克：《什么是知识史》，章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50—53、63—65页。

(5)对于这一点隋唐时人已有认识。参见《隋书》卷六《礼仪志一》，中华书局，2019年，第121—122页；杜佑：《通典》卷四二《礼二沿革二吉礼一》，王文锦等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第1167页。

(1)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一八《大宗伯》，中华书局，2009年，第1634页。

(2)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一九《小宗伯》，第1653页。

(3)《礼记正义》卷一四《月令》，中华书局，2009年，第2927页。褚叶儿指出，“天本无形体，故以诸星之运转为天。天无形无象，故无名可称，只有星辰有象，所以可以名指。”褚叶儿：《郑玄的六天说与阴阳五行》，《中国哲学史》2020年第4期。

(4)郑玄注，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卷二五《郊特牲》，第3129页；赵永磊：《缔造六天帝：昊天上帝、五精帝与郑玄郊社立说探赜》，《文史》2023年第3辑。

(5)(6)郑玄注，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卷四六《祭法》，第3444页，第3444页。

(7)《孔子家语》第二四《五帝》，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66页。

(8)褚叶儿以五帝为五行之神，五人帝死后配祀五行，将“配”解释为“配祀”，似不妥。此“配”应即五行配位之义。参见褚叶儿：《郑玄的六天说与阴阳五行》，《中国哲学史》2020年第4期。

(9)赵永磊：《天道与人事：王肃禘郊祖宗说复原》，《哲学研究》2023年第1期。

(10)《汉书》卷二五《郊祀志下》，中华书局，1962年，第1268页。

11牛敬飞：《经学与礼制的互动：论五精帝在魏晋南朝郊祀、明堂的发展》，《文史》2017年第4期。

12褚叶儿：《郑玄的六天说与阴阳五行》，第83—90页；赵永磊：《天道与人事：王肃禘郊祖宗说复原》，《哲学研究》2023年第1期。

13 “说”是对较难理解的经典的说明。杜佑自注：“凡义有经典文字其理深奥者，则于其后说之以发明，皆云‘说曰’。”杜佑：《通典》卷四二《礼二沿革二吉礼一》，第1167页。

(1)杜佑：《通典》卷四二《礼二沿革二吉礼一》，第1167页。

(2)《隋书·礼仪志》：“日南至，于其上以祭天，春又一祭，以祈农事，谓之二祭，无别天也。”《隋书》卷六《礼仪志一》，第121页。

(3)《礼记·曲礼》孔疏：“其天有六，祭之一岁有九。昊天上帝冬至祭之，一也；苍帝灵威仰立春之日祭之于东郊，二也；赤帝赤熛怒立夏之日祭之于南郊，三也；黄帝含枢纽季夏六月土王之日亦祭之于南郊，四也；白帝白招拒立秋之日祭之于西郊，五也；黑帝汁光纪立冬之日祭之于北郊，六也；王者各禀五帝之精气而王天下，于夏正之月祭于南郊，七也；四月龙星见而雩，总祭五帝于南郊，八也；季秋大飨五帝于明堂，九也。”《礼记正义》卷五《曲礼》，第2746页。

(4)《后汉书》卷二《明帝纪》，第100页。

(5)《后汉书》志八《祭祀志中》，第3181页。

(6)《汉书》卷一二《平帝纪》，第356页。参见王尔：《光武“受命”与永平制礼》，《历史研究》2022年第3期。

(7)《礼记正义》卷一四、一五、一六、一七《月令》，第2928—3006页。

(8)《汉书》卷二五《郊祀志下》，第1268页。

(1)《后汉书》志八《祭祀志中》，第3181—3182页；参见古桥纪宏著，乔秀岩删要：《魏晋礼制与经学》，第255—256页。

(2)(4)(5)(6)《宋书》卷一六《礼志三》，中华书局，2018年，第461页，第462页，第462、471页，第473页。

(3)《晋书》卷一九《礼志上》，中华书局，1974年，第587页。

(7)《宋书》卷二〇《乐志二》，第620—621页。

(8)《南齐书》卷九《礼志上》，中华书局，2019年，第134页。

(9)《隋书》卷六《礼仪志一》，第134页。

(10)《南齐书》卷九《礼志上》，第138页。

11 《隋书》卷七《礼仪志二》，第139页。

(1)牛敬飞：《经学与礼制的互动：论五精帝在魏晋南朝郊祀、明堂的发展》，《文史》2017年第4期。

(2)(4)(5)《隋书》卷七《礼仪志二》，第143页，第143页，第143页。

(3)《隋书》卷六《礼仪志一》，第123页。

(6)(7)(8)《宋书》卷一六《礼志三》，第459页，第461页，第461—462页。

(9)《宋书》卷一四《礼志一》，第374页。

(1)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五八九《掌礼部·奏议十七》，周勋初等校订，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6751页。按，《建康实录》载大兴二年（319）作南郊，“在宫城南十五里”。佐川英治提出，在宫城南午地的位置与汉礼相符，但“十五里”之数与汉礼不合，《册府元龟》所载王钦若奏议见于《唐会要》《玉海》《册府元龟》，故以“七里”为准。参见许嵩：《建康实录》卷五《中宗元皇帝》，张忱石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第133页；[日]佐川英治：《中国古代都城の設計と思想円丘祭祀の歴史的展開》，勉城出版，2016年，第210—211页。

(2)(3)《晋书》卷一九《礼志上》，第584页，第584页。

(4)(5)《宋书》卷一四《礼志一》，第375—377页，第375页。

(6)(8)(9)(10)《隋书》卷六《礼仪志一》，第125页，第125页，第125页，第125页。

(7)《梁书》卷三《武帝纪下》，中华书局，2020年，第75页。

11南朝南郊的变迁，参见[日]佐川英治：《中国古代都城の設計と思想円丘祭祀の歴史的展開》，第204—214页；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13、118—119、127、141页。

12 《隋书》卷六《礼仪志一》，第125页。

(1)(2)《隋书》卷六《礼仪志一》，第124页，第126页。

(3)(4)(5)《魏书》卷一〇八之一《礼志一》，中华书局，2017年，第2986页，第1993页，第2995页。

(6)《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第211页。

(7)唐长孺：《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魏晋南北朝史论丛》，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93—319页；曹道衡：《略论南北朝学风的异同及其原因》，《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8)赵永磊：《争膺天命：北魏华夏天神祭祀考论》，《历史研究》2020年第4期。

(9)[日]佐川英治：《中国古代都城の設計と思想円丘祭祀の歴史的展開》，第229—254页。

(1)古桥纪宏：《魏晋礼制与经学》，乔秀岩删要，第261页；冯茜：《〈开元礼〉与“郑王之争”在礼制层面的消亡——以郊祀为中心讨论》，《中国典籍与文化》2014年第4期。

(2)赵永磊：《争膺天命：北魏华夏天神祭祀考论》，《历史研究》2020年第4期。

(3)《魏书》卷八《世宗纪》，第232页。

(4)(5)(8)《隋书》卷六《礼仪志一》，第128页，第130页，第136—137页。

(6)高明士：《论武德到贞观礼的成立——唐朝立国政策的研究之一》，中国唐代学会编辑委员会编：《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议论文集》（下册），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第1159—1214页；赵永磊：《北朝至隋唐国家祭祀形成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17年。

(7)赵永磊：《神圣与世俗：北魏平城明堂礼仪发覆》，《学术月刊》2021年第1期。

(9)(10)《隋书》卷七《礼仪志二》第1册，第142页，第144页。

(1)北魏明帝熙平二年（517）有“以显祖献文皇帝配雩祀”之议，但北魏似并未确立有固定时间、地点的雩祀制度。《魏书》卷一〇八之二《礼志二》，第3014页；杜佑：《通典》卷四三《礼三沿革三吉礼二》，第1205页。周、齐的迎气礼制承袭梁制：“后齐五郊迎气，……所祀天帝及配帝五官之神同梁。”“后周五郊坛，……祭配皆同后齐。”魏徵等：《隋书》卷七《礼仪二》，第143—144页。《魏书·礼志》载明元帝泰常三年（418）：“为五精帝兆于四郊，远近依五行数。各为方坛四陛，埓壝三重，通四门。以太皡等及诸佐随配。侑祭黄帝，常以立秋前十八日。余四帝，各以四立之日。牲各用牛一，有司主之。”据此，明元帝之时已经出现了与《月令》相一致的五郊迎气礼。但此处记载颇为可疑。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刘芳曾上奏调整五郊的方位，使之与《月令》的规定相符。据奏文可知此时郊坛在城外三十里。孝文帝诏称：“所上乃有明据，但先朝置立已久，且可从旧。”据此，《隋书》载后齐、后周迎气礼袭自南朝梁制，应是可信的。参见魏收：《魏书》卷一〇八之一《礼志一》，第2989页；《魏书》卷五五《刘芳传》，第1339页；张鹤泉：《北魏迎气祭祀礼试探》，《魏晋南北朝史论稿》，长春出版社，2023年，第76—94页。

(2)《隋书》卷六《礼仪志一》，第121页。

(3)《旧唐书》卷二一《礼仪志一》，中华书局，1975年，第820—821页；《旧唐书》卷二四《礼仪志四》，第909—910页。

(4)《旧唐书》卷二一《礼仪志一》，第821页。

(5)《旧唐书》卷二一《礼仪志一》，第823—824页；吴丽娱：《〈显庆礼〉与武则天》，《唐史论丛》第10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5页；《〈垂拱格〉与武则天礼法》，《唐研究》第2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399—440页。

(6)《旧唐书》卷二一《礼仪志一》，第824页。

(7)参见金子修一：《中国古代皇帝祭祀研究》，徐璐、章子如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50—51页；吴丽娱：《〈显庆礼〉与武则天》，《唐史论丛》第10辑。

(8)参见吴丽娱：《试析唐高宗朝的礼法编纂与武周革命》，《文史》2016年第1辑；《关于唐代明堂礼的一些问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19年第2期。

(1)吴丽娱：《从经学的折衷到礼制的折衷——由〈开元礼〉五方帝问题所想到的》，《文史》2017年第4辑；《〈开元礼〉五方帝祭祀补考——〈大唐开元礼〉札记之三》，《隋唐辽宁宋金元史论丛》第9辑，第45—61页。

(2)萧嵩等：《大唐开元礼》卷一《序例上神位》，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13—15页。

(3)萧嵩等：《大唐开元礼》卷一《序例上俎豆》，第17页；《大唐开元礼》卷四《吉礼皇帝冬至祀圆丘》“陈设”“奠玉帛”，第37—38、39—40页；《大唐开元礼》卷六《吉礼皇帝正月上辛祈谷于圆丘》“陈设”“奠玉帛”，第51—53页；《大唐开元礼》卷八《吉礼皇帝孟夏雩祀于圆丘》“陈设”“奠玉帛”，第63—64页；《大唐开元礼》卷一〇《吉礼皇帝季秋大享于明堂》“陈设”“奠玉帛”，第74—75页；《大唐开元礼》卷一二《吉礼皇帝立春祀青帝于东郊》“陈设”“奠玉帛”，第85—86页。核以《通典·开元礼纂类》、《开元礼》长春本、静嘉堂本。此表参考吴丽娱“《开元礼》郊祀主要对象用物及排列次第、流程比较”表。吴丽娱：《〈开元礼〉五方帝祭祀补考——〈大唐开元礼〉札记之三》，《隋唐辽宁宋金元史论丛》第9辑，第56—58页。

(4)《开元礼》载雩祀所用俎豆“依冬至”。《旧唐书·礼仪志》：“至二十年，萧嵩为中书令，改撰新礼。……五方帝座则笾、豆各十，簋、簠、?、俎各一，太樽二。大明、夜明，笾、豆各八，余同五方帝。”《唐六典·太官令》：“凡冬至圆丘之祀昊天上帝，笾、豆各十二，簠、簋、?、俎各一；配帝亦如之。五方帝，笾、豆各去其二。大明、夜明，又去其二。”二书载五方帝笾、豆各十，大明、夜明笾、豆各八，与《开元礼》所载不同，应为礼、令之差。《旧唐书》卷二一《礼仪志一》，第834页。李林甫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一五《光禄寺·太官署》，中华书局，1992年，第444—445页。

(1)吴丽娱：《从经学的折衷到礼制的折衷——由〈开元礼〉五方帝问题所想到的》，《文史》2017年第4辑。

(2)冯茜提出，《开元礼》的折衷并不是从经学学理立场上展开的，而是忽视郑、王礼说内在冲突进行的简单组合，此说甚确。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这种对郑、王礼说平庸化、模板化的理解，并非为唐代所特有。早在西晋武帝之时，对郑、王礼说的理解就已经十分肤浅。或许可以认为，这是当学理性的讨论应用于具体的实践中时必然经历的命运。参见冯茜：《〈开元礼〉与“郑王之争”在礼制层面的消亡——以郊祀为中心讨论》，《中国典籍与文化》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