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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塔铭和辽金塔铭因各自渊源、宗教语境和文体意识而有所不同。初唐塔铭以骈体为主,开元之后散句和整饬句式增多,古文运动中出现的散体塔铭未取代骈体延续、骈散杂糅的局面;整体上唐五代塔铭常以庄重典雅的修辞语言进行宗教纪念,儒家思想等亦有文体修辞功能或评价功能。宋初情况依旧,偶有直书和骈体的合流;古文运动以降,散体塔铭更有历史性,序言较朴直平易,铭文文体意识更强,富于论辩策略、认同修辞意味的儒家思想深刻影响了材料取舍、详略安排、叙述语言和人物评价。辽金塔铭逐渐采用散体但少受儒家思想影响,又因唐代佛教和塔葬等宗教行为影响而将密语真言、启请或写有此类内容的幢记等文体与塔铭融合,别具指向未来的救赎文体特征。
Abstract：The pagoda inscriptions in the Song, Liao and Jin Time originated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religious contexts, and stylistic awareness. The pagoda inscriptions were mainly in the parallel style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and had more loose sentences and orderly sentences since the Kaiyuan Reign Period. The prosestyle pagoda inscriptions emerged during the Ancient Prose Movement, but did not replace the parallel-style pagoda inscriptions. As a result, there were pagoda inscriptions in both prose and parallel styles. Overall, the pagoda inscriptions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Five Dynasties were made for religious commemorations in any solemn and elegant rhetorical language. Confucianism also has the stylistic rhetoric or evaluation function. Such a situation continued in the early Song Dynasty, though there were documentary and parallel-style works occasionally. After the Ancient Prose Movement, parallel-style pagoda inscriptions became more historical, adopted simpler and more straightforward introduction words, and improved the stylistic awareness for inscriptions. Confucianism stresses argument strategy and recognizes rhetoric and thus has had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materials selection, details and omissions arrangement, narrative language, and figure evaluation. The pagoda inscriptions in the Song, Liao and Jin Time gradually adopted the parallel style but were less influenced by Confucianism. Driven by the Tang Buddhism, pagoda burial, and other religious ways, the pagoda inscriptions were combined with cryptolalia & mantra, pray, or prose with similar contents and thus formed the stylistic features of future salvation type.
(1)王运熙：《关于唐代骈文、古文的几个问题》,《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2)莫道才：《骈文在唐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1)吴夏平：《从行状和墓碑文看唐代骈文的演进》,《文学遗产》2007年第4期。
(1)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二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年,第40页。
(2)郝润华、王福元：《史官及史学影响下的唐代古文运动》,《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5期。
(3)孙昌武：《唐代“古文运动”与佛教》,《文学遗产》1982年第3期。
(4)孙永如：《论唐玄宗开元时期的思想文化建设》,《江海学刊》1995年第2期；John Jorgensen,"The Figure of Huineng,"in Morten Schlütter and Stephen F.Teiser eds.,Readings of the Platform Sutr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2,p.40.
(5)参见周玉华：《论唐玄宗对“古文运动”发展的推动作用》,《唐山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6)详见徐海容：《唐代碑志文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
(1)李谷乔：《唐代高僧塔铭研究》,吉林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第57页。
(2)注重语言修辞也是骈文的一个重要的风格特征,而唐玄宗执政前后出现复古潮流,修辞与思想并重。参青木正儿：《中国文学思想史纲》,汪馥泉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62-76页。关于中国碑刻的“纪念碑性”,参巫鸿：《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李清泉、郑岩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修辞-宗教纪念型”和下文的“历史-思想文化型”“信仰-将来救赎型”都只是说明三种风格突出的塔铭,不是简单地划分时代,不否认塔铭相互之间存在记人叙事以传世等诸多方面的共通性。
(3)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36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63页。
(4)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097页。
(1)“记”有“分疏而识之”“记录”等含义,作为文体它与《礼记》《周记》等儒典、《史记》等史书和佛教“翻译记”“杂记”“造像记”等关联大,通常采用散体,但在骈体兴起后也间或采用骈体,见何瞻：《玉山丹池：中国传统游记文学》,冯乃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53-68页。
(2)祝尚书：《北宋古文运动发展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6-174页。
(3)欧阳修著,洪本健校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外集》卷一三《明因大师塔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665页；其中何焯的观点详见何焯著,崔高维点校：《义门读书记》卷三九,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99-700页。
(1)此外,该塔记首尾不留撰人、书人、刻字人等姓名,据其《与尹材》可知这符合墓铭古例,而与排佛无关。
(2)欧阳修著,洪本健校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居士集》卷三九《御书阁记》,第1000页。
(3)欧阳修著,洪本健校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居士集》卷四七《答李诩第二书》,第1168-1172页。
(4)惠洪撰：《禅林僧宝传》卷二九《云居佛印元禅师》,《卐续藏经》第137册,第559页。
(5)苏轼撰,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六六《跋刘咸临墓志》,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071页。
(6)周勋初主编,葛渭君、周子来、王华宝编：《宋人轶事汇编》卷一四《欧阳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059页。
(7)欧阳修著,洪本健校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外集》卷二三《读李翱文》,第1910页；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卷一七《唐朗州药山惟俨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24页。相关研究参韩剑英：《宋学先觉孤山智圆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01页。
(8)欧阳修著,洪本健校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居士集》卷一七《本论》,第511-520页。
(9)王闰吉：《〈葛藤语笺〉校释》卷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215页。
(10)欧阳修著,洪本健校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居士集》卷二六《尚书虞部员外郎尹公墓志铭》,第712页。
(1)欧阳修著,洪本健校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居士集》卷二四《内殿崇班薛君墓表》、卷二八《薛质夫墓志铭》,第673页、第763页。
(2)欧阳修著,洪本健校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外集》卷九《原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570页。
(3)欧阳修著,洪本健校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居士集》卷二七《尚书都官员外郎欧阳公墓志铭》,第738页。
(4)欧阳修著,洪本健校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居士集》卷四三《送徐无党南归序》,第1099页。
(5)曾巩撰,陈杏珍、晁继周点校：《曾巩集》卷一六《寄欧阳舍人书》,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53页。
(6)曾巩撰,陈杏珍、晁继周点校：《曾巩集》卷一七《鹅湖院佛殿记》,第287页。
(7)曾巩撰,陈杏珍、晁继周点校：《曾巩集》卷四九《本朝政要策·佛教》,第660页。
(8)曾巩撰,陈杏珍、晁继周点校：《曾巩集》卷一一《梁书目录序》,第178页。
(9)曾巩撰,陈杏珍、晁继周点校：《曾巩集》卷五〇《唐安乡开元寺卧禅师净土堂碑铭》,第685页。
(10)曾巩撰,陈杏珍、晁继周点校：《曾巩集》卷四〇《大悲谢雨文》,第546页。
(11)曾巩撰,陈杏珍、晁继周点校：《曾巩集》卷一七《菜园院佛殿记》,第280-281页。
(1)契嵩撰,钟东、江晖点校：《镡津文集》卷首《镡津明教大师行业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页。
(2)赞宁已注意到这一突出现象,他历数历代护法行为,警戒于武宗废佛,主张调和,告诫僧人随机应变,不要亢直敢言。见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卷一七“论”,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34-436页。
(3)王若虚：《文辨·附录》,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二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54页。
(4)契嵩撰,钟东、江晖点校：《镡津文集》卷一六《非韩下第三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44页。
(5)契嵩撰,钟东、江晖点校：《镡津文集》卷七《纪复古》,第129页。
(6)契嵩撰,钟东、江晖点校：《镡津文集》卷七《文说》,第130页。
(7)契嵩撰,钟东、江晖点校：《镡津文集》卷八《寂子解》,第130页。
(8)契嵩撰,钟东、江晖点校：《镡津文集》卷八《万言书上仁宗皇帝》,第155页。
(9)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契嵩是一位儒者,参Elizabeth Morrison,The Power of Patriarchs:Qisong and Lineage in Chinese Buddhism,Leiden&Boston:Brill,2010,pp.114-120.
(10)惠洪撰：《石门文字禅》卷二三《嘉祐序》,四部丛刊初编影明径山寺本,第250页。
(11)如前所述宋仁宗崇佛；研究者亦注意到宋仁宗崇佛不仅有个人原因,而且考虑佛教有裨政治、有助世教等方面的作用,参费金玲：《宋仁宗与佛教关系初探》,《历史教学问题》2006年第2期。契嵩献给欧阳修的《辅教编》也是“明儒释之道一贯”并强调儒释各有功能的古文,参契嵩撰,钟东、江晖点校：《镡津文集》卷首《镡津明教大师行业记》,第1页。
(1)余靖：《武溪集》卷九《袁州仰山齐长老寿塔铭》,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第466页。
(2)余靖：《武溪集》卷九《筠州洞山普利禅院传法记》,第462页。
(3)释道诚集：《释氏要览》卷下,《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4册),第302页。
(1)陈模：《怀古录》,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一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15页。
(2)参李哲：《论苏轼的〈春秋〉学思想》,《甘肃理论学刊》2013年第2期。
(3)参张煜：《心性与诗禅：北宋文人与佛教论稿》,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36-345页。
(4)苏辙著,曾枣庄、马德福校点：《栾城集·后集》卷一〇《梁武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259页。
(5)苏辙著,曾枣庄、马德福校点：《栾城集·后集》卷二《次韵子瞻和渊明拟古九首》其六,第1138页。
(6)《逍遥聪禅师塔碑》记载了这方面的内容。另外也存在地域因素,见苏辙著,曾枣庄、马德福校点：《栾城集·后集》卷二〇《祭逍遥聪长老文》,第1395页。
(7)朱刚：《苏轼苏辙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05页；尽管对禅宗颇有领悟,苏辙亦曾批评禅宗,参Mark Halperin,Out of the Cloister:Literati Perspectives on Buddhism in Sung China,960-1279,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pp.65-71.
(1)还应注意一点,即同一位撰者在前后不同时代撰写的塔铭也可能存在一些区别。如元照熙宁八年(1075)所作《杭州南屏山神悟法师塔铭》多有骈句；而十五年后(1089)所作《祥符寺通义大师塔铭》除了个别骈句外却基本是散体。也许这种区别不能解释为时代变化,因为元照撰写前文时已处在一个散体塔铭占主流的时代,该文用语也很平易,而应解释为个人或请托者的文体选择或文体惯习所致。
(2)塔铭还有佛学文化等方面的价值,参赵德坤、陈传芝：《宋代寺院碑文书写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
(3)王菲菲：《南宋临安都城政权下的僧侣与士人关系探析》,《中山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
(1)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52页。
(2)当然也不应太过拘泥地看待这一点,因为当时的撰者,特别是那些通过了以诗赋或经义取士的辽国科考的文人很可能有能力撰写骈、散两种文体的塔铭,文体变化未必代表书写能力的变化。参高福顺：《辽朝科举制度发展演变的基本特征》,《东北史地》2012年第3期。
(3)例如,《故圣宗皇帝淑仪赠寂善大师墓志铭并引》称“爰命史臣,直书石志,固无虚美,良乏愧辞”,体现出史传直书传统的影响。《燕京大悯忠寺故慈智大德幢记》袭用白居易《唐江州兴果寺律大德凑公塔碣铭并序》的“以精进心,□不退轮。以勇健力,挝无畏鼓”则反映了唐人佛教书写的影响。见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19页；陈述辑校：《全辽文》卷九,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57页。
(4)曾枣庄、吴洪泽：《宋代文学编年史》,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367页；潘明福：《北宋时期文人文集的“境外”传播》,《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5)吴文治主编：《辽金元诗话全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73页、第287页、第304页；王新英辑校：《全金石刻文辑校》,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2年,第225-226页。
(6)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46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96页。
(7)邱美琼：《黄庭坚诗歌在金元的传播》,《九江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8)许明编著：《中国佛教金石文献·塔铭墓志部五辽金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第2100页。
(1)鉴于本文论题,这里不论述禅门宗派、禅门思想、十方寺院制等在金代的传播情况。
(2)许明编著：《中国佛教金石文献·塔铭墓志部五·辽金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第2178页。
(3)中国佛教中的“早熟儿童”往往有类似特征,相关研究参Miriam Levering,"The Precocious Child in Chinese Buddhism,"in Vanessa R.Sasson ed.,Little Buddhas:Children and Childhoods in Buddhist Texts and Traditions,Oxfor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p.124-156.
(4)宋代(主要在北地)也存在写有陀罗尼经文或真言的僧人(墓、塔)幢(记),但仅存十余篇,不像辽金幢记那样成规模地与塔铭、塔记融为一体。这一现象通常可解释为,辽金盛行密教、重视功德果报、崇信他力救赎,而宋代盛行禅宗、重视大乘般若思想、强调自力救赎。事实上即便在辽金,与密语真言或幢记等融合的塔铭的传主也很少是禅师,可进一步解释这类宗教信仰影响文体的现象。另外,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思想在宋代的复兴也令佛教文章更有人文意味而非信仰意味；另外宋人常有辨体意识,由此产生的文体惯习也可影响幢记和塔铭两类文体的混合。但中国佛教,特别是禅宗对“功德”的看法也存在一些更复杂的因素,参Wendi L.Adamek,"The Impossibility of the Given:Representations of Merit and Emptiness in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m,"History of Religions,Vol.45,No.2 (November 2005),pp.135-180;禅宗有时也运用为密教法术加持过的常充满神秘意义的咒语等书写、言语符号,参Steven Heine,Opening a Mountain:Koans of the Zen Master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143.至于其他相关因素,有待进一步研究。
(1)刘淑芬：《经幢的形制、性质和来源--经幢研究之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八本第三分册(1997年9月)。该文颇有洞见地指出经幢是塔的一种,但辽金史料表明二者的关系并不都是同一的。
(2)魏道儒：《辽代佛教的基本情况和特点》,《佛学研究》2008年；张国庆：《辽代经幢及其宗教功能--以石刻资料为中心》,《北方文物》2011年第2期；朱满良：《辽代经幢的类型、内容及其对人生的终极关怀》,《西夏研究》2016年第4期。
(3)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47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5页。
(4)许明编著：《中国佛教金石文献·塔铭墓志部五·辽金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第2082-2083页。
(5)陈述辑校：《全辽文》卷一〇,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07页。
(6)(7)许明编著：《中国佛教金石文献·塔铭墓志部五·辽金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第2034页,第2092页。
(8)佛教是哲学还是信仰,这是个存在争议的问题,但仅就辽金塔铭而论其佛教信仰意味颇浓,特别是相对于更富于思想意味、论说意味的宋代塔铭来说是如此。参Bernard Faure,Unmasking Buddhism,Chichester:Wiley-Blackwell,2009,pp.27-34.
基本信息:
中图分类号:I206.2;K23
引用信息:
[1]李熙.宋辽金僧人塔铭的文体新变：修辞、历史和救赎[J].中华文化论坛,2021,No.168(04):93-106+157.
基金信息:
四川省社科规划项目“宋代僧人塔铭文研究”(项目编号：SC20B070)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