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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桑兵在考察晚清学堂学生和社会变迁时认为1905年以前,学堂守旧的教职员是学生本能反抗的主要对象;而1905年以后师生联合趋势出现;(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邵晓枫认为晚清至民国各种新旧师生关系思想交锋激烈,师生民主平等思想迅速发展;(邵晓枫:《百年来中国师生关系思想史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刘继青指出近代师生关系的畸变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新式教育疏远了乡土社会,师与道日益分离;另一方面近代新式教育使师生关系呈疏远甚至对立趋势;(刘继青:《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师生关系畸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罗志田也曾提到近代师生关系在传统和现代的纠葛上也出现了师生间的“权势转移”;(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8页)陈默认为四川新式中学堂的师生关系带有强烈的传统色彩,新学制和旧师生之间并不兼容,成为清末教育改革中一个较为重要的问题。(陈默:《新学堂里的旧师生——以清末四川新式中学堂为例》,《历史教学》,2011年第22期。)

(1)按照提学使署保存的记录,全省男生学校共计11224所,学生338078名;女生学校163所,学生5660名;男女教员共计15291名,外加校长和监学人员7600名。(《重庆海关1902年-1911年十年调查报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四川省省志编辑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1964年,第236页。)学堂总数仅次于直隶居全国第二,而学生数、教员数则居全国之首,(《宣统元年份教育统计表》,转引自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第140-141页)此外,留学生比例在全国也占重要位置。(熊明安主编:《四川教育史稿》,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91页)

(2)“光绪三十三年,清政府颁布上谕,严令学生‘不准干预国家政治及离经叛道’,‘如有废弃读经讲经功课……一并重处,绝不姑宽’。彭县将上谕公布于学校,并印在学生毕业文凭正面。”(见四川省彭显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彭县县志》,巴蜀书社,1991年,第715页。)

(3)虽然在不同的阶段会开设不同的科目,但是很显然无论哪个阶段任何一个教师都无法胜任所有学科,如以中学堂为例,开设的科目分十二: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外国语(东语、英语或德语、法语、俄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及理财、图画、体操。见《奏定中等学堂章程》,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318页。

(4)李劼人:《李劼人选集》(第一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61-362页。

(5)虽然一些学校人数比较少,教师也肩负着对学生的管理职责,但是一般学校而言,都设置了监督、教员、掌书、文案、会计、庶务、学生斋舍者等来分担学校不同的管理事物,这种分工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学校管理效率的提高,但学校一下子出现了这么多的职务,在清末衙门习气盛行的学堂里,也是学校一些人员争权夺利的原因。

(1)(8)《钦定高等学堂章程》,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259-260页,第259页。

(2)何域凡曾对私塾的体罚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描述,见何域凡《私塾回忆》,《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第179-180页。

(3)(4)(6)郭沫若:《少年时代》,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31页,第63页,第80-81页。

(5)李劼人:《李劼人选集》(第一卷),第362页。

(7)也有资料显示,新式学堂里的体罚仍是很常见,《金堂县志》就记载清末新式学堂“教育管理上仍使用体罚”。(见四川省金堂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金堂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38页),熊安明的《四川教育史稿》也提到“但直到宣统年间,学堂对犯过、逃学、成绩差的学生处以罚站、罚跪、打手心、打屁股之类体罚仍然是普遍的”。(见熊安明:《四川教育史稿》,第220页),但本文主要指教育中出现的新现象,并且在以后教育活动中日益发展的新式教育管理方法。

(9)《学务处批隆昌县高等小学堂学校校长禀报情形一案》,《四川学报》光绪三十一年十九册。

(1)朱元善:《教育风潮论》,《教育杂志》1913年第4号。转载于邵晓枫:《百年来师生关系思想史》,第27页。

(2)在在制定学校章程条规里的堂规时,规定拜完至圣先师后,“学生向总教习、副总教习、总办各员各三揖退班”;“学生平日见管学大臣、总教习、副总教习、分教习,皆执弟子礼”。(见《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1902年8月15日)》,《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250页)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新式学堂废除了学生对教师的跪拜礼,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在考察近代师生关系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

(3)《教师之资格》,《四川学报》光绪三十一年第十七册。

(4)当然,也有一些地方师资力量就比较高的,如富顺县,“对教师的任用十分严格。监督(校长)由省劝学道根据地方推荐的德高望重的、具有科举出身的学者加以委任。如县官立中学堂第一任监督廖正华,就是翰林院检讨出身,曾任武昌知府、具有维新思想的学者。中学教师由监督负责选聘、具有社会影响的举人、贡生外,都是高等学堂和优级师范学堂的毕业生。”(见四川省富顺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富顺县志》,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533页)但是,富顺县在四川属于教育比较发达的地区,因此能够配备质量比较高的教师,但在其他地方就很难做到这一点了。并且,其县志也提到“高等学堂和优级师范学堂的毕业生”,而这些毕业生的质量也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即使如富顺县的材料,也要打一定的折扣,那个时代的师资力量还是比较让人担忧的。

(5)《奏定任用教员章程》(光绪二十九年),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344-347页。

(6)任鸿隽:《前尘琐记——叔永廿五岁以前的生活史片段》,张明园等:《任以都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第142页。

(7)如郭沫若小学里的数学教习帅平均,到过日本留洋的学生,但是算术真是可怜“演起题来差不多连加法都要弄错”;在嘉定中学的教师的地理教师不辨东西南北,用八卦来辨方位,而把许多原本很简单的知识给讲错,英文教师写的根本就不知道是不是英文;分别见郭沫若:《少年时代》,第64页,第95页。

(1)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思想、社会与学术》,第23页。

(2)这方面表现最最明显的就是韩愈所作的《师说》,虽说韩愈生活在唐朝,但“好为人师”被视为一大缺点却一直延续到清末随着新式教育的聘任制教学才有所改观。

(3)四川省城口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城口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49页。

(4)宜宾市地方志办公室:《宜宾市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526页。

(5)《奏定大学堂章程》,《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389页。

(6)在1902年得钦定各项学堂章程中都专设礼仪一章,讲述学堂中的礼仪制度,其中也有学生见到教习的礼节,以强化学生对教师尊重的观念。

(7)《钦定高等学堂章程》中曾提到“高等学堂之学生班数,每一班至多不得过四十人”,可见实行的也是班级制度。有学者指出,“正规的学堂都仿欧美实行班级授课制”。(见熊安明:《四川教育史稿》,第219页)《绥江县志》也记载“清末的新学,遂改个别教学为班级教学制”(见绥江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绥江县志》,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第398页)《德阳县志》也载“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将以前的个别教学,同一学级者,讲授时同为一班。从此,课堂教学便成为学校教学和基本组织形式。”(见四川德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德阳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36页)

(1)郭沫若:《少年时代》,第108页。

(2)陆殿与:《清末重庆府中学堂的修身课和经学课》,《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成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四川省省志编辑委员会,1964年,第224页。

(3)[日]中野孤山著,郭举昆译:《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上海:中华书局,2007年,第146页。

(4)参见邵晓枫:《百年来师生关系思想史》,第78-80页。

(5)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第238页。

(6)学部:《奏陈教育宗旨》,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初一日,《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539页。

(7)这也引起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清政府给学堂毕业学生授予一定功名,也使得一些学堂教师不免“见异思迁”,在1909年的“考试优拔”中,“学堂教员占据多数”而不安心教学,以致“学部提议以学堂教员改授实官”。见《教员改授实官》,《教育杂志》,1909年第9期。

(1)隗瀛涛:《四川近代史》,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410页。

(2)张颐,任一民主编:《四川近现代人物传》(第4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16页。

(3)马宣伟,徐堪,严如平,宗志文主编:《民国人物传》(第九卷),上海:中华书局,1997年,第123页。

(4)徐溥,萧德明,任一民主编:《四川近现代人物传)》(第5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05页。

(5)(6)陆殿与:《清末重庆府中学堂的修身课和经学课》,《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第223页,第225页。

(7)周梦璞,刘恩义:《著名学者生物学家周太玄》,《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第2页。

(8)任一民主编:《四川近现代人物传》(第2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18-119页。

(1)桑兵曾以1905年为界限,认为1905年以后师生有走向联合的趋势。不过在本文中,仅指一些激进的教师与学生的联合,而并非两个群体走向联合。

(2)陆殿与:《清末重庆府中学堂的修身课和经学课》,第223页。

(3)这些现象在其他地区表现的更为明显,如影响比较大的1902年上海的南洋公学学生退学事件与浙江湖州吴兴县的浔阳公学学生退学事件等,这事件发生的具体原因并不相同,但是都明显的表现出了把学校教职员作为专制的对象来反抗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