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论坛

参考文献

(1)王襄平、王志恒、方精云：《中国的主要山脉和山峰》，《生物多样性》2004年第1期。

(1)横断山区北段是指巴塘、理塘一线以北地区；南段是以保山、下关一线以南地区，居于二者为中段，中段以玉龙雪山（东经：100°4′2″-100°16′30″，北纬：27°3′2″-27°18′57″）为界分为南、北两区。

(2)石硕：《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人群向藏彝走廊迁徙路线之探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石硕：《藏彝走廊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区域类型及其与甘青地区的联系》，《中华文化论坛》2006年第2期；石硕：《从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存看黄河流域人群向川西高原的迁徙》，《西藏研究》2004年第2期。

(3)周志清：《滇东黔西青铜时代的居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6-47页；王文光、翟国强：《试论中国西南新石器文化的地位》，《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9期；张弛、洪晓存：《华南和西南地区农业出现的时间及相关问题》，《南方文物》2009年第3期。

(4)霍巍、赵德云：《横断山脉地带先秦两汉时期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战国秦汉时期中国西南的对外文化交流》，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21-44页；张建世：《试论横断山脉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几个问题》，《史前研究》1984年第4期。

(5)万娇：《苍洱地区史前文化》，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212-221页。

(6)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等：《茂县营盘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年。

(7)陈苇：《金川县刘家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四川金川县刘家寨遗址调查简报》，《四川文物》2012年第5期。

(8)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雅安市文物管理所、汉源县文物管理所：《四川汉源县麦坪遗址2008年发掘简报》，《考古》2011年第9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雅安市文物管理所、汉源县文物管理所：《四川省汉源县麦坪遗址2006年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11年第3期；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汉源县文物管理所：《四川汉源县麦坪遗址B区2010年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13年第3期。

(9)周志清等：《四川盐源皈家堡遗址》，《2018年中国考古重要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19年，第36-39页。

(10)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

(11)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理市博物馆、大理市文物管理所、大理州文物管理所：《云南大理市海东银梭岛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8期；万娇：《苍洱地区史前文化》，第30-114页。

(1)陈剑：《川西彩陶的发现与研究》，《古代文明》（第5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7-30页；陈卫东、王天佑：《浅议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四川文物》2004年第3期；徐学书：《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初步研究》，《考古》1995年第5期。

(2)(3)洪玲玉、崔剑锋、王辉、陈剑：《川西马家窑类型彩陶产源分析与探讨》，《南方民族考古》（第七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页、第26页，第26页。

(4)向金辉：《川西马家窑文化彩陶来源再检视——以陶器化学成分分析为中心》，《四川文物》2018年第4期。

(5)王仁湘：《西南地区史前陶器衬花工艺探讨》，《四川文物》2008年第1期。

(6)赵志军、陈剑：《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浮选结果及分析》，《南方文物》2011年第3期。

(1)陈剑：《波西、营盘山及沙乌都——浅析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演变的阶段性》，《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5期。

(2)赵志军、陈剑：《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浮选结果及分析》，《南方文物》2011年第3期。

(3)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第168页。

(4)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2015年盐源县皈家堡遗址、道左庙遗址出土植物遗存分析报告》，《成都考古发现（2014）》，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

(5)http://www.ynkgs.cn/html/discover/20140623162802.htm；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剑川县海门口遗址第三次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8期。

(6)云南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耿马石佛洞》，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368-373页。

(7)罗运兵、姚凌、袁靖：《长江上游地区先秦时期的生业经济》，《南方文物》2018年第4期。

(8)(9)[新西兰]查尔斯·海厄姆：《东南亚大陆早期文化：从最初的人类到吴哥王朝》，蒋璐、孙漪娜译，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年，第122页，第179-180页。

(10)张弛、洪晓纯：《华南和西南地区农业出现的时间及相关问题》，《南方文物》2009年第3期。

(11)周志清等：《四川盐源皈家堡遗址》，《2018年中国考古重要发现》，第37页；http://www.ynkgs.cn/html/discover/20140623162802.htm

(1)[新西兰]查尔斯·海厄姆：《东南亚大陆早期文化：从最初的人类到吴哥王朝》，蒋璐、孙漪娜译，第122页。

(2)邓正华：《黍粟的起源与早期南传》，《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6月14日。

(3)目前所知广西和西南地区，除四川农业出现可能稍早以外，其它如广西、云南和贵州等地最早的农业大致都出现在距今4500年之后，新石器时代在4500-3500年间。张弛、洪晓存：《华南和西南地区农业出现的时间及相关问题》，《南方文物》2009年第3期。

(4)盐源皈家堡遗址F21出土的泥质红陶钵与仰韶文化同类器如出一辙，长颈罐同仰韶文化晚期同类器形态相近。周志清等：《四川盐源皈家堡遗址》，《2018年中国考古重要发现》，第36-39页。

(5)原生文化一般指文化的发展是本地独立的，在此形成过程中，受到其它文化的影响较小，文化的渊源与流变清晰。而次生文化是指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受到其它文化的强烈影响，在其本地找不到清晰的源头，文化的产生比较突兀，同时也没有明确的继承者或后继者，文化的进程没有呈现单线发展，而是在诸多机缘或多元因素交融，经过后续断裂式发展后，分解为若干碎片或片段融入到其它文化之中。参考胡进驻：《次生文明视角下的中华文明起源模式》，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古代文明及其衍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2009年，第76页、第77页。

(1)“跨欧亚大陆的青铜时代全球化直到龙山文化时期开始形成，至二里头文化时期达到了稳定状态。公元前2300-1500年间，传统核心区域的衰落，半月形地带兴起造成的文化格局改变以及欧亚青铜时代全球化的形成同时发生，成为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中国乃至东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大变局，影响之大目前还难以作出充分而合理的评价。”“半月形地带是一个生态不稳定的区域，文化和社会旋起旋落，兴衰都很迅速，但毕竟改变了此前新石器时代的区域文化发展格局。”张弛：《龙山—二里头——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改变与青铜时代全球化的形成》，《文物》2017年第6期。

(2)吴文祥等：《甘青地区全新世环境变迁与新石器文化兴衰》，《中原文物》2009年第4期。

(3)“公元前5000-前3000年的两千纪，新石器的‘文化包裹’从长江中游向南传播。这种传播显示了该区域与广西河湖平原与广东西部的人群之间在文化上持续不断的交流，直到公元前第四千纪末到公元前第三千纪初来到东南亚北部。这种传播不是单个的文化因素，而是一整个‘文化包裹’：埋葬方式、水稻种植、动物驯养、磨制石器、蚌器，尤其是陶器器形与纹饰。‘文化包裹’中或许还有稻作人群和他们的语言。”“在传播中，文化包裹似乎克服了摩擦区的阻力到达了西边（包括云贵高原和横断山）。”F·里斯波利：《东南亚大陆的“刻/印纹陶”——追寻新石器化之路》，周丽译，《南方民族考古（第十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77页。

(4)金沙江中游新石器文化圈是指分布于金沙江中游南北两岸距今4500-3700年，海拔在3000-1000米的山地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的统称，这些文化遗存有着相近的文化内涵与时代特征，该区域新石器晚期文化具有内在长时段相似性与延续性的底层背景，文化的复合型与多元性特征突出，与周边地区同时期新石器晚期文化形成鲜明的对比。分布范围主要集中于横断山区中段金沙江中游及周临地区，其文化内涵迥异周边地区同时期新石器文化遗存。其影响北至大渡河中游南岸，南至元江以北，东至金沙江中游末端，西至澜沧江中、下游，以金沙江中游南北两岸最为集中。该文化圈的提出是鉴于目前金沙江中游未有一个典型的考古学文化可涵盖该文化圈的文化内涵的现状，其反映了金沙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晚期居民之间频繁地文化互动以及文化认同，它为当地青铜时代居民的人群互动与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

(1)江章华：《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遗存新发现的几点思考》，《四川文物》2004年第3期；陈卫东、王天佑：《浅议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四川文物》2004年第3期；丁见祥：《马家窑文化的分期、类型、来源及其与周边文化关系》，北京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第21-28页。

(2)韩建业：《龙山时代：新风尚与旧传统》，《华夏考古》2019年第4期。

(1)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院、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永胜县文物管理所：《云南永胜县枣子坪遗存发掘报告》，《边疆考古研究》（第16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枣子坪遗址圜底器同白羊村遗址一致，发掘者认为时代属于新石器遗存，笔者以为此类遗存属于青铜时代，当另文讨论。

(2)高坡文化是指以安宁河流域高坡和滇东黔西地区的野石山遗存为代表，主要分布于川西南和滇东黔西地区青铜时代文化，流行时代为商代至西周前期，该遗存具有特定分布空间和时间，文化遗存极具区域性特征，具备考古学文化单独命名的条件。参见周志清：《滇东黔西青铜时代的居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76-91页。刘旭、孙华：《野石山遗存的初步分析》，《考古》2009年第8期。

(3)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皈家堡遗址青铜时代遗存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18）》，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年。

(4)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雅安市文物管理所、汉源县文物管理所：《四川汉源县麦坪遗址2008年发掘简报》，《考古》2011年第9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雅安市文物管理所、汉源县文物管理所：《四川汉源县麦坪新石器时代遗址2007年的发掘》，《考古》2008年第7期。

(5)周志清：《滇东黔西青铜时代的居民》，第76-91页。

(6)在2008年西昌举行的“藏彝羌走廊暨中国西部石棺葬文化研讨会”上，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卢智基介绍了《越南北部发现的石棺葬》。参见陈剑：《石棺葬文化研究的新视野——藏彝羌走廊暨中国西部石棺葬文化研讨会综述》，《中华文化论坛》2010年第1期。

(1)周志清：《中国西南青铜时代刍议》，《成都考古研究（三）》，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周志清：《西南地区青铜时代墓葬随葬石范习俗管窥》，《江汉考古》2016年第6期；田建波、左志强、周志清：《试论金沙遗址出土早期铜戈》，《江汉考古》2018年第4期。

(2)周志清、王楠：《滇风北渐——滇文化因素在川西高原的扩散》，《成都文物》2011年第3期；周志清等：《凉山州金阳县木纳沟墓地出土的青铜器》，《成都文物》2014年第3期。

(3)周志清：《浅议川、滇西部其它文化中“北方草原文化”遗物及其文化因素》，《考古与文物》2007年增刊。

(1)“南方丝绸之路”是古代从成都出发，经过云南，跨越缅甸，通往印度、中亚和西亚，直至欧洲的一条陆上商道。见李绍明：《近30年来的南方丝绸之路研究》，《中华文化论坛》2009年第1期。

(2)温春来：《身份、国家与记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1-12页。

(1)笔者认为“南方丝绸之路”叫法的含混，无非是对于该线路所承载的历史积淀认识混乱的反映。笔者以为“丝绸之路”的提出更多强调对外文化交流与人群互动，其重点是对外文化交流互鉴，共同促进沿线地区文化、经济、政治的发展。它是文化与人群移动的通道，是多线发展，随着时空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而不是由此及彼单线发展。从目前“南方丝绸之路”的定义而言，其是以成都为中心视角出发观察周遭世界的，而从文化交流发展的总体趋势背景而言，其含义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从目前丝绸之路南亚廊道线路规划远景观察，它仅属于南亚廊道的东线部分，南亚廊道中线和西线部分并不包括于此；而从横断山区的范围看，其涵盖南亚廊道的东、中线及西线部分区域。狭义西南地区包括云贵川渝藏，广义则涵盖甘青及广西一部分地区，笔者认为从地理空间而言，“西南丝绸之路”涵盖空间要比“南方丝绸之路”更为广泛；横断山区位于南亚廊道的东线和中线上，以东线为主，该线路纵贯西南地区川滇藏与甘青部分地区，如果从史前基础的形成谈起，可以发现以成都为起点的南方丝绸之路表述在先秦或汉代以前并不完整。在先秦时期的西南地区，尤其是横断山区，来自西北地区的新石器人群以自北而南移动为主，人群的移动及文化互动成为这些地区自新石器晚期以来完成新石器化、迈入青铜时代的主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