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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前期统治者出于对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担忧，基本上采取酒禁政策。但禁酒令效果不理想，尤其是遇到粮食丰收之年，以及高粱丰产区域，如何做到不谷贱伤农、创造更高的价值，是朝野共同关心的话题。在发现酿酒业“虽欲禁止，势所不能”后，清代统治者采取了一种务实的态度，允许高粱丰产之地申请牙贴（酒类生产许可证）酿酒，并照章收税。另一方面，政府对民间零星制造、家庭酿酒也听之任之。但是政府不允许使用小麦进行大规模踩曲。此外，乾隆时期人口激增，城市经济日趋活跃，酿酒业是一个新兴产业，也吸引更多的人加入这一个行业。默许酿酒业的发展也是清代统治者解决就业问题、发展社会经济、保持社会稳定的一种尝试。清朝统治者在对酿酒业的管理过程中遵循了一些市场经济行为，部分体现了民本思想。
Abstract：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the rulers, out of the concern for food security and social stability,essentially adopted a policy of prohibiting alcohol. However, the ban on alcohol was not effective, especially in years of bumper grain harvests and in regions with abundant sorghum production. How to prevent the devaluation of grain from harming farmers and to create higher value became a topic of common concern among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After realizing that the brewing industry was “difficult to prohibit despite the desire to do so”, the Qing rulers adopted a pragmatic attitude of tacit approval. They allowed regions with abundant sorghum production to apply for alcohol production licenses(referred to as ya tie) to brew alcohol and collect taxes according to regulations. On the other hand, the government turned a blind eye to smallscale, household brewing. However, the government did not permit the large-scale use of wheat for making fermentation starters(cai qu). Moreover, during the Qianlong period, the population surged, and the urban economy became increasingly vibrant. The brewing industry, as an emerging sector,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people to join. Viewing and tacitly allow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rewing industry was also an attempt by the Qing rulers to address employment issues, develop social economy, and maintain social stability. In the process of managing the brewing industry, the Qing rulers followed some market economy practices and demonstrated a degree of people-oriented thinking.
(1)王纲：《清代禁酒政策论》，《文史杂志》1991年第1期。
(2)范金民：《清代禁酒禁曲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3期。
(3)王正华、仲伟民：《清代禁酒演变与酿酒发展——兼论17—19世纪中英禁酒的异同》，《学术界》2022年第3期。
(4)高福美：《禁而未止：清代京城酒税征收与私酒之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1年第3期。
(1)徐建青：《清代前期的酿酒业》，《清史研究》1994年第3期；王兴亚：《清代北五省酿酒业的发展》，《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李志英：《近代传统酿酒业的发展》，《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6期。
(2)(3)陈振汉、熊正文、萧国亮编：《〈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国家财政编）》第1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1页，第22页。
(4)(5)(6)赵弘燮：《直隶总督赵弘燮奏报访得烧锅情形并请于丰年宽禁折》（康熙五十五年十一月三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7册，档案出版社，1984年，第547页，第549页，第548—549页。
(1)(2)赵弘燮：《直隶总督赵弘燮奏报为请照热河之例暂开烧锅之禁折》（康熙五十六年年八月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7册，第1143—1144页，第1143页。
(3)(4)史贻直：《禁请裕食疏》，朱耘辑：《国朝奏疏》卷三“政教五”，清抄本。
(5)徐宗幹修，许翰纂：《（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卷四，咸丰九年刻本。
(6)孙嘉淦：《请开酒禁疏》，《（光绪）兴县续志》卷下，清光绪六年刻本。
(7)李天秀：《详请开曲禁文》，《（民国）华阴县续志》卷七《艺文志》，民国二十一年铅印本。
(8)陈振汉、熊正文、萧国亮编：《〈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商业手工业编）》第2册，第372页。
(1)《署理河南巡抚尹会一为请严禁开坊广踩贩曲事奏折》（乾隆二年七月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叶志如选编：《乾隆年间江北数省行禁踩曲烧酒史料》，《历史档案》1987年第3期，第27页。
(2)孙嘉淦：《请开酒禁疏》，李祖陶辑：《国朝闻录》之《孙文定公文录》卷一，清道光十九年瑞州府凤仪书院刻本。
(3)《甘肃巡抚德沛为陈烧酒毋庸严禁以免国法纷纭事奏折》（乾隆二年八月初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叶志如选编：《乾隆年间江北数省行禁踩曲烧酒史料》（上），《历史档案》1987年第3期。
(4)《河南巡抚尹会一为豫省禁曲于民生有益请乃前禁事奏折》（乾隆三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乾隆年间江北数省行禁踩曲烧酒史料》（上），《历史档案》1987年第3期。
(5)《川陕总督查郎阿为曲坊之禁实有裨民事奏折》（乾隆三年十月十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乾隆年间江北数省行禁踩曲烧酒史料》（上），《历史档案》1987年第3期。
(6)《疏通籴粜文》，恩端修，武达材、王舒萼纂：《（光绪）平遥县志》卷一二《杂录志》，清光绪八年刻本。
(7)《甘肃巡抚地沛为陈烧酒毋庸严禁以免国法纷纭事奏折》（乾隆二年八月初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叶志如选编：《乾隆年间江北数省行禁踩曲烧酒史料》，《历史档案》1987年第3期。
(8)《甘肃巡抚元展成为甘省贫寒毋庸查禁酒曲事奏折》（乾隆三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叶志如选编：《乾隆年间江北数省行禁踩曲烧酒史料》，《历史档案》1987年第3期。
(1)李天秀：《详请开曲禁文》，《（民国）华阴县续志》卷七《艺文志》，民国二十一年铅印本。
(2)《疏通籴粜文》，恩端修，武达材、王舒萼纂：《（光绪）平遥县志》卷一二《杂录志》，清光绪八年刻本。
(3)董蕚荣、梅毓翰等：《（同治）乐平县志》卷一，清同治九年刻本。
(4)赵弘燮：《直隶总督赵弘燮奏报访得烧锅情形并请于丰年宽禁折》（康熙五十五年十一月三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7册，第549页。
(5)方苞：《方苞集》，集外文卷一《请定经制札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31页。
(6)《甘肃巡抚德沛为陈烧酒毋庸严禁以免国法纷纭事奏折》（乾隆二年八月初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叶志如选编：《乾隆年间江北数省行禁踩曲烧酒史料》（上），《历史档案》1987年第3期。
(7)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三一，吴柽文。乾隆五十年刻本。
(8)乾隆三年十一月初七日直隶总督孙嘉淦折，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4-01-35-1380-027。
(9)朱宝镛、章克昌：《中国酒经》，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第102页。
(10)陈振汉、熊正文、萧国亮编：《〈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商业手工业编）》第2册，第364—365页。参考唐文基：《乾隆时期的粮食问题及其对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3期。
11杨锡绂：《陈明米贵之由疏》（乾隆十三年），贺长龄辑：《清经世文编》卷三九“户政一四”，清光绪十二年重校本。
(1)陈振汉、熊正文、萧国亮编：《〈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商业手工业编）》第2册，第372页。
(2)(5)陈振汉、熊正文、萧国亮编：《〈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商业手工业编）》第1册，第350页，第356—357页。
(3)黄缙荣重修：《（光绪）夏县志》卷五《荒灾·救荒章程》，光绪六年刻本。
(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上），黄山书社，1993年，第915页。
(6)王先谦：《东华录》卷一四二《康熙》84，光绪十年长沙王氏刻本，第4649页。
(1)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一三《李维钧》，中华书局，1987年，第940页。
(2)高鸿宾：《清实录·察哈尔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17页。
(3)(4)《畿辅通志》卷一○七《经政略·榷税》，光绪十三年刻本。
(5)陈振汉、熊正文、萧国亮编：《〈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商业手工业编）》第1册，第311页。
(6)王先谦：《东华录》卷一九三《雍正》15，第6738页。
(7)包世臣：《小倦游阁集》，卷三《海运南漕议》，清包氏小倦游阁钞本，第2页上。
(8)尹会一：《河南巡抚尹会一为请增踩曲之例以裕民食事奏折》（乾隆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历史档案》1987年第3期。
(9)参见范金民：《清代禁酒禁曲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3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乾隆年间江北数省行禁踩曲烧酒史料》（上）（下），《历史档案》1987年第3、4期。
(10)参见孙嘉淦：《请开酒禁疏》，李祖陶辑：《国朝闻录》之《孙文定公文录》卷一，清道光十九年瑞州府凤仪书院刻本。方苞：《请禁烧酒事业札子》，《望溪先生文集》外文卷一，清咸丰元年戴钧衡刻本。
11 《清国史·食货志第五》，民国嘉业堂抄本。
(1)《湖南省例成案》刑律卷一，乾隆十年八月，李文昉呈；户律卷八，乾隆十年，张璀呈。
(2)吴兆熙修，张先抡纂：《（光绪）善化县志》卷一六《风土》，光绪三年刻本。
(3)王先谦：《东华续录（乾隆朝）》卷一六，第846页。
(4)陈振汉、熊正文、萧国亮编：《〈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商业手工业编）》第1册，第359—360页。
(5)王先谦：《东华续录（乾隆朝）》卷一二○，第7733页。
(6)《清宣宗实录》，转引自朱宝镛、章克昌主编：《中国酒经》，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第36页。
(7)吕小鲜：《四川平武县唐开兰条陈》，《历史档案》1995年第4期。
(8)[朝鲜]朴趾源：《热河日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1996年，第541页。
(9)转引自李志英：《近代中国传统酿酒业的发展》，《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6期。
(10)陈振汉、熊正文、萧国亮编：《〈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商业手工业编）》，第351页。
11张渠：《江苏巡抚张渠为请严米烧之禁以裕民食事奏折》（乾隆五年闰六月十一日），《历史档案》1987年第1期。
12罗庆芗修，彭玉麟等纂：《（同治）衡阳县志》卷一一《货殖》，同治十三年刻本。
(1)参见戚福康：《论清代名臣孙嘉淦》，《晋阳学刊》2002年第1期；朱盼盼：《浅谈孙嘉淦的经济思想》，《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6年第15期。
(2)参见艾文锦：《尹会一评传》，《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
(3)参见金卫国：《清朝名臣方观承》，《历史档案》2010年第1期。
(4)参见高兴璠：《福存及德普、德沛》，《满族研究》1995年第1期。
(1)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三〇七《陈宏谋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0564页。
(2)参见考陈伟：《陈宏谋的为官之要》，《群众》2020年第20期。
(3)参见刘潼、崔蕾、侯宇佳：《浅谈尹继善及尹氏家族在清雍乾时期的地位和影响》，《辽宁博物馆馆刊》2021年，第76—82页。
(4)参见考张元：《方苞的民本思想极其当代价值》，《传奇·传记文学选刊》2010年第8期。
(5)李天秀：《详请开曲禁文》，民国《华阴县续志》卷七《艺文志》。民国二十一年铅印本。
(6)叶桂年修，龚煦春纂：《（光绪）井研县志》卷二九，光绪二十六年刻本。
(7)檀萃辑，宋文熙、李东平校注：《滇海虞衡志校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95—96页。
(1)(2)陈振汉、熊正文、萧国亮编：《〈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商业手工业编）》第2册，第371页，第376页。
(3)孙嘉淦：《请开酒禁疏》，《（光绪）兴县续志》卷下，光绪六年刻本。
(4)关于乾隆年间禁酒禁曲的大讨论，多数学者都使用了以下史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叶志如选编《乾隆年间江南数省行禁踩曲烧酒史料》、《乾隆年间江北数省行禁踩曲烧酒史料》（上、下），《历史档案》1987年第1、3、4期。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也很多，可重点参考范金民：《清代禁酒禁曲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3期。
(5)刘锦藻等：《续文献通考》卷三○《榷税》，光绪三十一年刊本。
基本信息:
中图分类号:K249;F426.82
引用信息:
[1]肖俊生.清代前期对酿酒业的管控与妥协[J].中华文化论坛,2025,No.190(02):48-59.
基金信息:
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西部项目“粮食危机背景下的清代酿酒业研究”（项目编号：20XZS014）的阶段性成果
2025-04-10
2025-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