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论坛

参考文献

(1)过去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戏曲和民间故事中的大团圆结局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但最近有学者指出，大团圆故事实际上是一种世界性的民间文学现象，与其将大团圆追求归结于国民性，不如归结为世俗性、民间性、人类性。参见施爱东：《大团圆何以成为元结局》，《民族艺术》2021年第3期。

(2)相关研究综述参见王立、黎彦彦：《近20年来中国小说戏曲中的乱离重逢故事研究综述》，《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11期。

(1)关于寻亲故事情节模式的研究：刘勇强通过对“万里寻亲”情节类型的分析，探讨了文学作品中本事、情节、意义之间的复杂关系（参见刘勇强：《历史与文本的共生互动：以“水贼占妻（女）”和“万里寻亲型”为中心》，《文学遗产》2000年第3期）；范红娟概括了寻亲故事的情节模式，认为这类故事以树立道德榜样为写作目标（参见范红娟：《明清寻亲戏曲情节模式初探》，《求是学刊》2011年第3期）；关于寻亲故事中人物形象的分析：段丽江分析了失职—逃离型父亲叙事文本中所蕴含的“审父”意识的变化（参见段丽江：《“传统”中的“现代性”——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审父”意识》，《中国文化研究》2008年秋之卷）；潘林硕士论文《明清小说中父子关系与文化反思》第二章“缺席父权下孝子形象及其审美价值”具体论述了缺席父权下孝子的表现，其中便包括“万里寻亲”孝行实践所体现的真善美（参见潘林：《明清小说中父子关系与文化反思》，宁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王建科所著《元明家庭家族叙事文学研究》中对寻亲故事的文化内涵进行了阐释，作者认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父子、母子、兄弟亲情是人类最基本、最深刻的情感，寻亲即是“寻根”。在此基础上，作者对明代史料、笔记、戏曲和短篇白话小说中的“万里寻亲”故事进行解读，揭示其背后复杂的文化意蕴（参见王建科：《元明家庭家族叙事文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05-228页）；台湾学者吕妙芬根据明清方志中记载的万里寻亲孝子故事，探讨此孝行在明清时期作为文化实践和社会典范的情形。作者首先分析了万里寻亲孝行在时间、地域、类型、社会身份和性别各方面的特点与变化，然后从孝思、苦旅、帮补、救赎四方面再现叙述模式的意涵。并透过文本的裂缝，揭示出“孝”落实于日常生活中所牵涉的复杂情境（吕妙芬：《明清中国万里寻亲的文化实践》，《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第七十八本第二分，2007年）；李刚、李薇分析了明清万里寻亲故事所体现的陕商厚德重义的人格品质，以及万里寻亲过程中陕商的经营状况和商业精神（李刚、李薇：《从明清时期万里寻亲的历史往事看陕商精神》，《新西部》2018年10月上旬刊）；刘姣硕士论文对明清寻亲文学的素材来源、叙事模式、思想内涵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刘姣：《明清通俗晓说和戏曲中“万里寻亲”故事研究》，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此外，还有很多关于寻亲故事具体案例的研究，参见黄霖：《试论〈一片情〉》，《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2期；朱仰东：《“郭孝子寻亲”本事再考》，《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年第2期；郭英德：《多重空间的形构、并置与演绎——李玉〈万里圆〉传奇的“空间”解读》，《文学评论》2013年第4期；毛文芳：《孝著丹青：明末黄向坚“万里寻亲”的多重文本交织》，《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6年第2期；毛劼：《寻亲戏曲中的真情苦境与家国同构——以〈寻亲记〉〈黄孝子〉为中心》,《温州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周明初：《关于〈黄孝子传奇〉的几个问题》，《浙江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

(2)如宋代朱寿昌弃官寻母的故事是万里寻亲故事中最广为人知的一个故事。此后这类故事逐渐增多，明清两代数量激增，构成了一个独具特殊的文化现象。其中以“万里寻亲”为题材的戏曲创作更是出现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文学佳作，如元杂剧中有《沉香太子劈华山》《任金梳孤儿寻母》，皆是自幼和母亲失散的孤儿成人后寻找亲生母亲的故事。明清两代，这类题材的戏曲作品开始增多，其中代表作品有《黄孝子千里寻亲记》（元代作品，明人改变，简称《黄孝子》）；《目连救母劝善记》（其故事原型乃唐代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周羽教子寻亲记》（明万历）；《万里圆》（清顺治）。

(3)范红娟：《明清寻亲戏曲情节模式初探》，《求是学刊》2011年第3期。

(1)李延寿：《南史》卷七三《陈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804页。

(2)魏收：《魏书》卷八六《阎元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84页。

(3)李昉等：《太平广记》卷一六二《感应二·李梦旗》，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173页。

(4)周其祚，字承祉，号东岩，泸州人，康熙五十六年（1717）举人。其宦游所见，悉志之。致仕归，访问搜求，参合前志，辑成《东岩志稿》。乾隆二十四年（1759）州牧纂辑志乘，出其著录。纂成（已卯）《泸州志》。虽然这则传说录于清朝康乾年间，但并不代表它就产生于当时，应该是当地民间流传日久的一则民间孝道故事。参见王小红：《巴蜀历代文化名人辞典（古代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04页。

(5)光绪《泸州直隶州志》卷四《寺观》，清光绪八年刻本，第54页。

(1)参见胡昭曦：《冯楫与泸州报恩塔》，《四川文物》2004年第2期。

(2)脱脱等：《元史》卷二○三《靳德进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538页。

(3)张养浩：《张文忠公文集》卷二○《济南刘氏茔碑铭》，李修生主编，李鸣点校：《全元文》卷七七七，南京：凤凰出版社，1998年，第666页。

(4)《平阳府志》卷八下《孝义》，明万历四十三年刻清顺治二年递修本，第6页、第7页。

(5)咸丰《顺德县志》卷二五《列传五》，清咸丰刊本，第11页。

(6)同治《兴安县志》卷一二《方技》，清同治十年刻本，第28页。

(7)乾隆《沅州府志》卷四二《人物六·孝友》，清同治十二年增刻乾隆本，第6页。

(8)乾隆《续河南通志》卷五七《人物志·孝友》，清乾隆三十二年刻本，第12页。

(9)同治《如皋县志》卷一九《列女传二》，清同治十二年刊本，第13页。

(1)光宣《宜荆续志》卷九上《孝友》，民国十年刻本，第53页。

(2)民国《闽侯县志》卷八八《孝义下》，民国二十二年刊本，第8页。

(3)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卷九《精通》，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14页。

(1)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8页。

(2)吴仰湘点校：《孝经郑注疏》卷下《感应章第十六》，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21页。

(3)焦循：《孟子正义》卷二四，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823页。

(4)王永辉、高尚举辑校：《曾子辑校》，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341-342页。

(5)干宝撰，李建国辑校：《新辑搜神记》卷八《感应篇之五》，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33页。

(6)范晔：《后汉书》卷三九《周磐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12页。

(7)沈约：《宋书》卷九一《余齐民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55页。

(8)李延寿：《南史》卷七三《宗元卿传》，第1821页。

(9)这类例证亦屡见于后世文献记载中，参见何孟春撰，刘晓林等校点：《余冬录》，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第496-498页。

(10)王充：《论衡校释》卷五《感虚篇》，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257页。

(1)徐世昌著，沈芝盈等点校：《清儒学案》卷一五三，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5946-5947页。(2)[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52页。(3)[印]龙树菩萨《大智度论》，鸠摩罗什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年，第331页。

(1)弗若多罗、鸠摩罗什等译：《十诵律》，《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第180页。

(2)闍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卷五六，《高丽大藏经初刻本辑刊》第36册，南充：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90页。

(3)宗镜述，觉连重集：《销释金刚经科仪会要注释》卷九，《大藏新纂卍续藏经》第24册，石家庄：河北佛教协会，2006年，第754页。

(1)项楚著：《敦煌变文选注》上编《舜子变》，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34页。

(2)刘惠萍：《在书面与口头传统之间：以敦煌本〈舜子变〉的口承故事性为探讨对象》，《民俗研究》2005年第3期。

(3)嘉靖《福清县志续略》卷一二《人物类·僧宝·檗希运禅师》，明嘉靖二十六年刊本，第7页。

(1)转引自黎方银著：《大足石窟艺术》，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年，第92页。

(2)宣统《重修泾阳县志》卷一四《仙释》，《咸阳经典旧制稽注》编纂委员会编：《咸阳经典旧制稽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年，第444页。

(3)《梓潼君化书》卷三《鱼腹第五十三》，《道藏》第三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11页。

(4)参见宁俊伟：《〈梓潼帝君化书〉成书年代辨析》，《山西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5)参见詹石窗、李翼：《文昌信仰与孝道传播及社会疗治》，《世界宗教研究》2017年第1期。

(1)罗祯：《俞净意公遇灶神记》，收录于钟茂森：《儒释道文选一百篇》，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5年，第196-199页。

(2)参见黄祖颛撰，古本戏曲丛刊编刊委员会辑：《迎天榜》（上、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