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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日]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张建国、李力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40-41页；李淑媛：《争财竞产--唐宋的家产和法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页；[日]尾形勇：《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张鹤泉译，中华书局，2010年，第64页注释2。

(2)于振波：《户人与家长--以走马楼户籍简为中心》，《走马楼吴简续探》，（台北）文津出版社，2007年，第1页；罗彤华：《“诸户主皆以家长为之”--唐代户主身份研究》，高明士编：《东亚传统家礼、教育与国法（二）：家内秩序与国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0-21页；张文江：《秦汉家、户法律研究--以家户法律构造为视角》，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年，第177、178页；钟良灿：《秦汉时期的户人与家长》，《文史》2019年第3辑。

(3)韩树峰：《汉唐承户制度的变迁》，《汉魏法律与社会--以简牍、文书为中心的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01-102页。

(4)吴毓江：《墨子校注》卷七《天志上》，中华书局，1993年，第287页。“若处家得罪于家长，犹有邻家所避逃之”。[日]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张建国、李力译，第247页；张文江：《秦汉家、户法律研究--以家户法律构造为视角》，第148页。

(1)《汉书》卷二《惠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第91页；《资治通鉴》卷一八四《梁纪四·高祖武皇帝四》，中华书局，1956年，第4636页；韩树峰：《汉唐承户制度的变迁》，《汉魏法律与社会--以简牍、文书为中心的考察》，第109、113页。

(2)于振波：《户人与家长--以走马楼户籍简为中心》，《走马楼吴简续探》，（台北）文津出版社，2007年，第22-23页；钟良灿：《秦汉时期的户人与家长》，《文史》2019年第3辑。

(3)[日]尾形勇：《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张鹤泉译，第64页注释2。

(4)侯旭东：《什么是日常统治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第90页。“大事”常常会由于特别而被书写于史料中，而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日常“琐事”，例如日复一日的重复某一项事情，在日常被认为是司空见惯的行为，往往因为平常最终被遗忘。

(5)[日]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张建国、李力译，第301页；韩树峰：《汉魏法律与社会--以简牍、文书为中心的考察》，第98页；罗彤华：《“诸户主皆以家长为之”--唐代户主身份研究》，第20-21页；钟良灿：《秦汉时期的户人与家长》，《文史》2019年第3辑，第18页。

(6)杨振红：《秦汉“名田宅制”说--从张家山汉简看战国秦汉的土地制度》，《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日]鹫尾佑子：《中国古代の専制国家と民间社会--家族·风俗·公私》，立命馆东洋史学会，2009年，第44页。

(7)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52页。

(8)彭浩、陈伟、[日]工藤元男：《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16-217页。

(1)彭浩、陈伟、[日]工藤元男：《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第221页。

(2)(3)(4)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53页，第55页，第52页。

(5)高敏：《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看西汉前期的土地制度》，见氏著：《秦汉魏晋南北朝史论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29页。

(6)《汉书》卷一下《高帝纪》，第54页。

(7)荆州博物馆、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编著：《荆州胡家草场西汉简牍选粹》，文物出版社，2021年，第191页。

(8)(9)《汉书》卷二《惠帝纪》，第87页，第91页。

(10)《汉书》卷三《高后纪》，第96页。

11[日]仁井田升：《唐令拾遗》，栗劲、霍存福、王占通、郭延德编译，长春出版社，1989年，第131页。

12《后汉书》卷三《章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第152页。

13朱雪源、李恒全：《“赐民爵”“赐牛酒”与汉代普惠性社会福利研究》，《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

14《汉书》卷三《文帝纪》，第108页。

(1)《汉书》卷五《景帝纪》，第144、153页。

(2)《汉书》卷三《文帝纪》，第108页。

(3)赐酒令中“女子”有两种解释。1.一般女性，2.女性为户主之户，学界目前普遍赞成后者。于琨奇:《“赐女子百户牛酒”解:兼论秦汉时期妇女的社会地位》，《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9年第1期；王彦辉:《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与汉代社会研究》，第112页；高凯:《从居延汉简看汉代的“女户”问题》，《史学月刊》2008年第9期；李欣:《秦汉时期“赘婿”和“女户”的综合考察》，《文博》2010年第2期。

(4)《后汉书》卷二《显宗孝明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第92页。

(5)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里耶发掘报告》，岳麓书社，2006年，第203页。

(6)袁延胜：《论东汉的户籍问题》，《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张荣强：《从户下奴婢到在籍贱民身分转变的考察》，《历史研究》2020年第4期。张荣强先生认为秦汉时期私奴婢是作为民户的家赀登记于财产簿，直到魏晋之际私奴婢才以“人”的身分注入户籍。

(7)王彦辉：《从张家山汉简看西汉时期私奴婢的社会地位》，《东北师大学报》2003年第2期；施伟青：《秦汉时期的私家奴婢新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杨际平：《秦汉户籍管理制度研究》，《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1期；陈爽：《走马楼吴简所见奴婢户籍及相关问题》，《吴简研究》（第1辑），崇文书局，2004年；于振波：《略论走马楼吴简中的“户下奴婢”》，《船山学刊》2005年第3期；连先用：《秦汉、孙吴私奴婢户籍问题再议--以简牍资料为中心》，《古代文明》2023年第3期。

(8)钟良灿：《家国之间：秦汉时期的私家奴婢》，《史学月刊》2022年第5期。

(9)钟良灿：《家国之间：秦汉时期的私家奴婢》，《史学月刊》2022年第5期；连先用：《秦汉、孙吴私奴婢户籍问题再议--以简牍资料为中心》，《古代文明》2023年第3期。

(1)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54页。

(2)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叄）》（释文修订版），上海辞书出版社，2018年，第153页。

(3)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26页。

(4)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30页。主要参考彭浩、陈伟、[日]工藤元男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第155页。

(5)彭浩、陈伟、[日]工藤元男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第239页。

(6)陈松长：《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1年，第54-85页；具体简文参见李均明：《秦汉简牍文书分类辑解》，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286-290页。

(7)严可均辑：《全汉文》卷四二《王褒》，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434页。

(8)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选释》，中西书局，2015年，第167页。

(9)杜正胜：《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第24页。

(10)徐幹撰，孙启治解诂：《中论解诂·民数》，中华书局，2014年，第364页。

11张金光：《秦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774页。

(1)吴毓江：《墨子校注》卷七《天志上》，中华书局，1993年，第287页；[日]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张建国、李力译，第301页。

(2)整理者注：“和，双方同意，与‘强’为对立词。”纪婷婷认为此处“和”为“私”之误写。荆州博物馆、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编：《荆州胡家草场西汉简牍选粹》，197页，纪婷婷：《胡家草场汉简〈少府令〉〈卫官令〉试析》，《简帛》第二十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47页注释4。

(3)荆州博物馆、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编：《荆州胡家草场西汉简牍选粹》，第197页。

(4)(5)甘肃简牍博物馆、甘肃文物考古所等编：《悬泉汉简》（叄），中西书局，2023年，第399页，第442页。

(6)《史记》卷三〇《平准书》，中华书局，1959年，第1418页。

(7)柳春藩：《论汉代“公田”的“假税”》，《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2期；纪婷婷：《胡家草场汉简〈少府令〉〈卫官令〉试析》，《简帛》第二十三辑，第43-52页。

(8)有学者认为《兵令》应为《算令》。王伟：《悬泉汉简札记一则》，《简帛网》，http://www.bsm.org.cn/?hanjian/5197.html,2009年2月24日。

(9)《史记》卷三〇《平准书》，第1430页。

(1)[日]宫宅洁：《中国古代刑制史研究》，杨振红、单印飞、王安宇、魏永康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2页。

(2)杨振红：《汉代算车、船、缗钱制度新考--以〈史记·平准书〉为中心》，《文史》2007年第4期；王彦辉：《秦汉时期的财产税》，《秦汉户籍管理与赋役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16年，第171页。

(3)[日]宫宅洁：《中国古代刑制史研究》，杨振红、单印飞、王安宇、魏永康译，第53页。出土该简第三层中有诸多成帝时期简牍，所以很可能是西汉末年的简。

(4)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伍）》，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第140页。

(5)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2013年，第311上。“辞，讼也”。诸辞者，解释为提起诉讼者。

(6)徐坚等：《初学记》卷四《岁时部》，中华书局，1962年，第68页。

(7)罗彤华：《“诸户主皆以家长为之”--唐代户主身份研究》，高明士编：《东亚传统家礼、教育与国法（二）：家内秩序与国法》，第20-21页。

(8)胡平生、张德芳编《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61页。

(9)王彦辉：《秦汉户籍管理与赋役制度研究》，第170-171页。

(10)蒋礼鸿：《商君书锥指》，中华书局，1986年，第87页。

11《史记》卷三〇《平准书》，第1430页。

12向艳红：《秦汉市籍问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大学，2022年，第46页。

(1)《汉书》卷七《昭帝纪》，第224页。关于“律”，颜师古认为此律应为“武帝时赋敛繁多，律外而取，今始复旧”后的汉律，属于临时税。

(2)马端临撰：《文献通考》卷一七《征榷考四》，中华书局，2011年，第480页。

(3)沈家本：《历代刑法考·汉律摭遗》卷一四《户律》，中华书局，1985年，第1636页。

(4)于振波：《户人与家长--以走马楼户籍简为中心》，《走马楼吴简续探》，（台北）文津出版社，2007年，第1页；张文江：《秦汉家、户法律研究--以家户法律构造为视角》，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年，第177、178页；钟良灿：《秦汉时期的户人与家长》，《文史》2019年第3辑。

(5)秦汉家庭主要依据家庭代际层次与亲属关系划分为核心家庭、主干家庭与联合家庭三类。其中“核心家庭”最早由美国人类学家G.P默多克提出，主要由一对夫妻及其未成年或未婚子女组成。法国社会学家F.勒普累最早提出“主干家庭”，由一对夫妻及其已婚子女组成，或指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父母及第三代组成的家庭。G.P默多克最早提出“联合家庭”，是家内存在任何一代包含两对及其以上夫妻。参见邓伟志、徐新：《家庭社会学导论》，上海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3-44页；张国刚主编：《中国家庭史》，人民出版社，2013年；贾丽英：《秦汉家庭法研究：以出土简牍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6)《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第2230页。

(7)《晋书》卷三〇《刑法志》，中华书局，1974年，第925页。

(8)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里耶发掘报告》，岳麓书社，2007年，第203-208页。

(1)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中华书局，2008年，第19、32页。

(2)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怀化市文物处、沅陵县博物馆：《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期。

(3)黄盛璋：《湖北凤凰山汉墓简牍及其在历史地理研究上的价值》，《文物》1974年第6期；弘一：《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简牍初探》，《文物》1974年第6期；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考释》，《文物》1974年第7期。

(4)关于木牍年代，彭浩先生认为“二年”为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参见朱江松：《罕见的松柏汉代木牍》，荆州博物馆编著《荆州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209-212页。木牍释文参见袁延胜：《秦汉简牍户籍资料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09-310页。

(5)天长市文物管理所、天长市博物馆：《安徽天长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11期。

(6)连云港博物馆、东海县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第77-78页。

(1)甘肃简牍博物馆、甘肃文物考古所等编：《悬泉汉简》（壹），中西书局，2019年，第527页；甘肃简牍博物馆、甘肃文物考古所等编：《悬泉汉简》（贰），中西书局，2020年，第300、315页；甘肃简牍博物馆、甘肃文物考古所等编：《悬泉汉简》（叄），中西书局，2023年，第316、514、515、516、518、520、526、529页。

(2)王彦辉：《〈里耶秦简〉（壹）所见秦代县乡机构设置问题蠡测》，《古代文明》2012年第4期。

(1)甘肃简牍博物馆、甘肃文物考古所等编：《悬泉汉简》（叄），第5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