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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维尔纳.斯泰因:《人类文明编年纪事.哲学、宗教和教育分册》,附注:原文误记公元前124年为公元前125年。此外,原文“骑射”一义应为“射策”的误译.

[2]姜国钧:《中国教育周期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89页。又,可以把太学定义为“一体化意义上的官学”,“官”与“学”、“政治”与“(儒家)文化”的一体化是太学与此前所有官学(如西周的国学和乡学、先秦的稷下学宫以及秦代吏师制度等)的根本区别。

[1]文翁的任职期是一个难以确定的问题。汉代班固《汉书.循吏传》记为“景帝末,(文翁)为蜀郡守”。《汉书.地理志》记为“景、武间,文翁为蜀守”。稍后,晋代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记为“孝文帝末年(公元前157年以前),以庐江文翁为蜀守”。宋代李焘《新修四斋记》记为“及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诏天下郡国皆立学宫”。本文采用《汉书》说法,把文翁的任职期定于汉景帝与汉武帝之交。至于任职期的长短,参考宋代宋祁《府学文翁祠画像十赞.文翁赞》“一年而业/二年而儒/五年大成/家诗户书”之说,初步定为8年,大约在公元前145-前137年。也就是说,本文认为:文翁约于公元前145年到职任蜀守,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工作到公元前137年左右。

[2]文翁最终作为“循吏”载入史册,然而,余英时认为,文翁时代的所谓“循吏”是指汉文帝、汉景帝时期黄老无为式的郡县官员,文翁却是充满创造与进取精神的“另类”,与当时忠实执行无为而治路线的“循吏”们不可同日而语。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新版,第137、140、141页等处。

[2]曹学铨《蜀中广记》引《太平寰宇记》。由于年龄的差异,除严君平外,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前117年)没有可能亲自教授王褒、扬雄等人,但这并不排除隔代师生渊源关系。而童年的严君平则有可能亲自接受过司马相如的教育。有人认为,司马相如在汉景帝时期就已官至武骑常侍,主要活动于京师长安,与文翁之间不大有密切合作的条件。然而,司马相如约于公元前150年代离蜀入长安,此后不时因故返蜀。尤其不要忘记,汉景帝中元六年,即公元前144年,司马相如返蜀时结识卓文君,按本文的计算,其时正值文翁兴学发韧。司马相如本来就间或返蜀,结识卓文君后,哪怕仅仅因为爱情的缘故,必然会增加返蜀的频度,并常在蜀中逗留,其间多半与蜀中文人过从甚密,也不可能不与文翁交往。事实上,正是在这一时期,也即他被汉武帝诏见(公元前138年)前后,司马相如创作了《子虚赋》、《上林赋》、《天子游猎赋》等代表作。顺便提及,司马相如的骚体赋《喻巴蜀檄》作于他受汉武帝委派抚蜀期间,其时为公元前135年。不难猜想,司马相如常有这样一类公私兼顾的公干机会。据此可推测,第一,在司马相如的文学活动和文翁的兴学之举之间,并非没有可能存在着超乎人们设想的相互关系。第二,司马相如完全有可能在文翁述职期间或之后担任石室教师。

[1]应该说,有关这一问题的史籍不详。站在理解人性的角度完全有理由猜测,这里头或许有一个永远是那么敏感的“专利权”问题。文本意义上的中国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帝王将相树碑立传的历史,在这份历史中“专利权”的问题尤其值得重视。也有人认为汉武帝推广文翁兴学之举的诏令未必得到落实,然而,仅举一例:江苏高邮古代地方官学的发韧,就是始于汉武帝对文翁兴学的推广。据高邮《教育周刊》领导小组的研究成果:“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0-前87年),国家重视养士求贤,令天下郡县兴教立学,培养治理人才,高邮建立县学一所,立学官一人。”这是高邮历史上最早设立的县学和治学官员。高邮一例,正是汉武帝成功推广文翁兴学之举的生动证明。又见,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编卷上《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上册,第七章。台北,中央研究院1961年。

[2]顺便指出,文翁的贡献把史学界一般所认同的官学起点(公元前124年)向前回溯了近20年。参见《中国教育周期论》。

[3]本文认为,这两方面的重要性怎样强调都不会过分,尤其第二方面,需要高度重视。关于第一方面,可参见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编卷上《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上册,第七章(台北,“中央研究院”1961年)。关于第二方面,余英时所议及:“(《汉书》)《文翁传》说汉武帝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这一点十分重要,足以说明文化对政治的影响。……当时汉廷还没有制定一套普遍的教育政策。相反地,后来,武帝立天下郡国学倒是闻文翁之风而起的。不但如此,我们还有理由相信,汉代的太学制度也有取于文翁郡学的规模。”(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新版,第141页)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余英时这样论及汉武帝与儒学的关系:“……汉武帝完全是从粉饰太平的观点来提倡儒教的,至于儒家“养民”“教民”的基本教义则好像并没有博得他的同情。”(同上,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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