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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4年，李昑以王世弟身份成为国王，即朝鲜王朝英祖。面对激烈的党争，他力图通过推行“荡平策”以消弭党争和维持政局稳定。但随着局势发展，荡平局面逐渐被打破。在此过程中，《资治通鉴纲目》三次用于经筵，进讲时英祖君臣对“荡平策”讨论的变化，恰与英祖朝政局之发展相吻合。《纲目》在朝鲜英祖朝经筵进讲之过程，及其与英祖朝政治的互动，既源于以《纲目》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在朝鲜王朝的重要影响力，也源于《纲目》被视为史中经，具有明正统、昭鉴戒之功用，恰与英祖的政治需求相吻合。
Abstract：In 1724, Li Qin, the wang shidi(王世弟; the brother of king) who was later known as Yingzu(英祖), became the new king of the Joseon Dynasty. Faced with fierce party struggles, he attempted to eliminate contradictions and maintained political stability by implementing “the policy of dangping(荡平策)”.However, as the situation developed, the balance of power among parties have been disrupted. In this process,Zi Zhi Tong Jian Gang Mu has been used as the textbook of Jingyan(经筵; imperial lectures) three times.During the lectures, the discussions on the policy of dangping by Yingzu and his ministers has correspondingly changed, which coincid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The discussions on Gang Mu, as well as its interaction with the politics, originated not only from the important influence of Confucian culture, but also from the fact that Gang Mu was seen as a historical classic, with the functions of clarifying legitimacy and providing lessons, which we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olitical needs of Yingzu.
(1)国内学者研究成果有严振非《赵师渊与〈通鉴纲目〉》（《文史哲》1991年第1期）、汤勤福《朱熹与〈通鉴纲目〉》（《史学史研究》1998年第2期）、杨雨蕾《〈资治通鉴纲目〉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世界历史》2002年第3期）、仓修良《朱熹和〈资治通鉴纲目〉》（《安徽史学》2017年第1期）、顾少华《〈资治通鉴纲目〉作者问题新探》（《史学史研究》2017年第1期）和《知识社会史视野下的朱熹〈资治通鉴纲目〉新探》（《人文杂志》2017年第4期）、孙卫国《朝鲜世宗朝之历史教育——以〈资治通鉴〉与〈资治通鉴纲目〉为中心》（《安徽史学》2018年第2期）、王灿《论〈通鉴纲目〉以〈春秋〉变〈通鉴〉》（《宋史研究论丛》2022年第1期）等。韩国学者研究成果有金日焕《〈资治通鉴〉与〈资治通鉴纲目〉对朝鲜初期历史学的影响：以世宗朝为中心》（《弘益史学》1993年第5期）、吴恒宁《朝鲜初期经筵的〈资治通鉴纲目〉讲义》（《韩国思想史学》1997年第9期）、金南日《朝鲜王朝初期官方修书中〈资治通鉴纲目〉书法的影响研究》（《韩国史学史学报》2014年第29期）、郑道元《朱子的正统社会实践论与“义理”“义起”的现实化逻辑——以〈资治通鉴纲目〉和〈仪礼经传〉为中心》（《民族文化》2018年第52期）等。针对《纲目》与英祖朝政局关系的专门研究尚未出现。
(2)《朝鲜英祖实录》卷一“英祖即位年十月癸酉”，《朝鲜王朝实录》影印本第41册，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84年，第412页。
(3)《朝鲜英祖实录》卷五“英祖元年四月庚寅”，《朝鲜王朝实录》影印本第41册，第507页。
(4)事实上，李昑被封为王世弟后，《纲目》已用于经筵，景宗元年（1721）十月开讲，景宗去世时已讲至卷二九，他即位后进讲内容接续经筵。
(5)《承政院日记》第583册“英祖元年正月壬子”，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藏原本（原书无页码，下同）。
(1)《承政院日记》第608册“英祖二年正月壬寅”。
(2)(3)《承政院日记》第611册“英祖二年二月戊子”。
(1)《朝鲜英祖实录》卷一二“英祖三年七月戊午”，《朝鲜王朝实录》影印本第41册，第641页。
(2)《朝鲜英祖实录》卷一三“英祖三年十月戊子”，《朝鲜王朝实录》影印本第41册，第670页。
(3)《朝鲜英祖实录》卷一五“英祖四年正月辛未”，《朝鲜王朝实录》影印本第42册，第4页。
(1)《承政院日记》第705册“英祖六年四月癸亥”；《朝鲜英祖实录》卷二五“英祖六年四月癸亥”，《朝鲜王朝实录》影印本第42册，第199页。
(2)(3)《承政院日记》第804册“英祖十一年七月辛亥”。
(4)(5)《承政院日记》第813册“英祖十一年十一月癸丑”。
(1)(2)《承政院日记》第815册“英祖十一年十二月己丑”。
(3)《承政院日记》第824册“英祖十二年四月壬午”。
(4)《朝鲜英祖实录》卷五一“英祖十六年四月庚辰”，《朝鲜王朝实录》影印本第42册，第659页。
(5)《朝鲜英祖实录》卷五一“英祖十六年六月壬午”，《朝鲜王朝实录》影印本第42册，第667页。壬寅狱案指景宗元年（1721）因立英祖为王世弟和代理听政，而于次年发生的狱案。景宗三年为癸卯年，设科取士，少论遂将其称为癸卯讨逆科。
(6)《朝鲜英祖实录》卷五四“英祖十七年九月乙酉”，《朝鲜王朝实录》影印本第43册，第34页。
(7)《朝鲜英祖实录》卷四八“英祖十五年一月戊午”，《朝鲜王朝实录》影印本第42册，第610页。
(8)所谓“挂书”，指将写有诬妄之言的内容挂于某处，以引起关注，达成某种目的，内容多与英祖王位相关。以“挂书”为关键词检索《朝鲜王朝实录》，英祖时期共出现102次，其次肃宗26次，足见此类事件在英祖时期出现较多。
(9)《朝鲜英祖实录》卷六八“英祖二十四年十一月己未”，《朝鲜王朝实录》影印本第43册，第313页。
(10)《承政院日记》第1049册“英祖二十五年十月癸未”。
(1)《朝鲜英祖实录》卷六九“英祖二十五年正月壬申”，《朝鲜王朝实录》影印本第43册，第326页。
(2)郑炳说：《权力与人：思悼世子之死与朝鲜王室》，丁晨楠、叶梦怡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23年，第91—143页。
(3)《承政院日记》第1117册“英祖三十一年三月乙亥”。
(4)《朝鲜英祖实录》卷九九“英祖三十八年五月乙卯”，《朝鲜王朝实录》影印本第44册，第98页。
(5)《朝鲜英祖实录》卷九九“英祖三十八年闰五月乙亥”，《朝鲜王朝实录》影印本第44册，第101页。
(1)《承政院日记》第1218册“英祖三十九年五月壬申”。
(2)《承政院日记》第1218册“英祖三十九年五月壬申”。袁昆仑已注意到英祖“汉胜于唐”的认识。参见袁昆仑：《朝鲜英祖时期〈御评两汉辞命〉的编纂》，《史学史研究》2022年第3期。
(3)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五《资治通鉴纲目序》，戴扬本、曾抗美校点：《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3632—3633页。
(4)柳希春：《经筵日记》，《眉严集》卷一六，《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34册，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第461页。
(5)《承政院日记》第1867册“纯祖三年五月己酉”。
基本信息:
中图分类号:K204.3
引用信息:
[1]袁昆仑.朝鲜英祖朝政局与《资治通鉴纲目》三次经筵进讲——以“荡平策”讨论为中心[J].中华文化论坛,2024,No.185(03):163-171.
基金信息: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韩国汉文史部文献编年与专题研究”（项目编号：21&ZD242）阶段性成果
2024-06-10
2024-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