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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南大长岭墓葬为隋唐时期的少数民族墓葬。由于墓葬清理时未发现墓碑和墓志，而该墓呈现出吐蕃、吐谷浑、突厥和汉族等多民族文化特征，所以学界对该墓葬的民族属性一直众说纷纭，形成“吐蕃说”和“突厥说”等多种观点。唐代的肃南一带为吐蕃、吐谷浑聚居区，非突厥文化流行区，但墓葬所出文物很多具有明显突厥文化因素，尤其墓内所出八把刀有可能代表西突厥的八姓；十支箭可能代表西突厥的十部，故而推测墓主有可能为逃至河西走廊吐谷浑聚居区的西突厥首领。综观突厥汗国历史，最符合这一条件的是西突厥可汗阿史那俀子，此人长期与吐蕃联手袭扰唐朝，被吐蕃册封为掌管西突厥十部的“十姓可汗”，与唐朝所册封的突厥“兴昔亡可汗”相颉颃。700年，阿史那俀子袭扰碎叶，失败后不知所终，最有可能的去处就是投奔吐蕃，寄籍吐谷浑，卒后由当地深受吐蕃与汉文化影响的吐谷浑人瘗埋。殉葬品规格很高，却被草草瘗埋，且周边没有陪葬墓，墓道面向东方，这些条件特别符合流亡君主的身份。
Abstract：The Dachangling tomb is the grave of the ethnic group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Sui-Tang Dynasties. Because archaeologists didn't find the tombstone or epitaph in their clearance work, but the tomb and the unearthed relics present multicultural features of different peoples like Tubo, Tuyuhun, Tujue, even Han people, which leads to opinions vary and no unanimous conclusion about its ethnicity can be drawn in academic circles. Among the viewpoints, views such as Tubo theory and Tujue theory were formed. The area around southern Gansu in the Tang Dynasty was inhabited by Tubo and Tuyuhun, which was not the living place of Tujue people, therefore, it's not an area where Tujue culture was endemic, but many of the cultural relics excavated in the tomb have obvious Tujue cultural factors, especially the eight swords which may represent the eight Tujue families, and the ten arrows may represent the ten tribes of the west Tujue. Thus, the writer can deduce that the owner of this tomb may be the leader of the West Tujue who fled to Hexi Corridor which is the agglomeration of Tujuhun people. Surveying the history of Tujue Khaganate, the leader who best meets this condition is the West Tujue Khan Ashinatuizi, this person had been joining the forces with Tubo to harass the Tang empire for a long time, and was canonized by Tubo as the Khans of the Ten Surnamed who was in charge of the ten West Tujue tribes, he led his forces to antagonize the Xingxiwang Khan canonized by the Tang emperor. 700A. D, Ashinatuizi Khan attacked Cuiye city, but failed and disappeared, nowhere to find him. But the most likely place for him to escape is Tubo, sojourned in Tuyunhun people's living place and after his death, he was buried by Tuyunhun people who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cultures of Tubo and Han. The burial items symbolize a high rank but was hastily buried and there are no accompanying tombs around it, the corridor of the tomb is orientation, which is particularly in accord with the status of an exiled monarch.
(1)施爱民：《肃南大长岭吐蕃文物出土记》，《丝绸之路》1999年S1期；施爱民：《肃南西水大长岭唐墓清理简报》，《陇右文博》200南4年第大长1期；仝涛：《甘肃肃南大长岭吐蕃墓葬的考古学观察》，《考古》岭唐墓出土文物及相关问题研究》，《故宫文物月刊》2018年第6期。
(2)李永平：《肃绸之路》2001年第6期。
(3)施爱民：《肃南大长岭吐蕃文物出土记》，《丝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都19兰99年吐蕃S墓1期。
(4)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许新国：《郭里木乡吐蕃墓葬棺板画研究》，《中国藏学》2005年第1期，第56-69页；许新国：《中国青海省都兰吐蕃墓群的发现、发掘与研究》，氏著《西陲之地与东西方文明》，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第132-141页；霍巍：《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宗喀·漾正冈布：《都兰吐20蕃12年，第古墓考5古1-研55页。
(5)周毛先究综述》，《西藏研究》程——都兰古墓群文化归属解2惑0》16年第，《中国4期。
(6)起骏：《踏访深埋在地下的吐谷浑王国土族》2003年第3期。
(7)肖永明：《树木年轮在青海西部地区吐谷浑与吐蕃墓葬研究中的应用》，《青海民族研究》海都兰热水一号大墓的形制、年代及墓主人身份探讨》，《考古学报》2008年第3期；仝涛：《青地民族系属研究》，《史学集刊》2012年第4期；周伟洲：《青海都兰暨柴达木盆东南沿墓葬主梅、王树芝、徐岩等：《柴达木盆地东北部2 013年第6期。
(8)邵雪3500年树轮定年年表的初步建立》，《第四纪研究》《青海都兰地区公元前古与文物》2007年第4期；王树芝：515年以来树木年轮表的建立及应用》，《考2004年第2期。
(1)霍巍：《青海出土吐蕃木棺板画的初步观察与研究》，《西藏研究》2007年第2期。
(2)林恩显：《突厥文化及其对唐朝之影响》，台湾中国唐代学会主编《唐代研究论集》，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第580页；刘永连：《突厥丧葬风俗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91页。
(3)仝涛：《甘肃肃南大长岭吐蕃墓葬的考古学观察》，《考古》2018年第6期。
(4)截至目前，西藏地区出土的墓葬多为侧身屈肢葬或二次葬，如拉萨曲贡墓地、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皮央·东嘎墓群、日土阿垄沟石丘墓、尼泊尔萨木宗墓地等，吐蕃时代的昂仁布马村一号墓、山南地区列山墓地1993M12等少数墓葬也为侧身屈肢葬。
(5)许新国：《连珠纹与哈日赛沟吐谷浑古墓发掘》，《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6)仝涛：《木棺装饰传统——中世纪早期鲜卑文化的一个要素》，《藏学学刊》第3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5-170页。
(7)仝涛：《青海都兰热水一号大墓的形制、年代及墓主人身份探讨》，《考古学报》2012年第4期。
(8)羽田亨「唐光啓元年書寫沙州·伊州地志殘卷に就いて」『羽田博士史学論文集（歷史篇）』京都：同朋舍，1975，第587页；郝春文编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2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75页。
(1)施爱民：《肃南西水大长岭唐墓清理简报》，《陇右文博》2004年第1期。
(2)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盗者篇》，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周敏华、周美华：《对秦汉简牍〈盗篇〉中五则生肖记述的再补充》，《出土文献研究》（第13辑），上海：中西书局，2018年，第325-334页。
(3)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简综述》，《文物》1989年第2期。
(4)薛银花：《酒泉西沟唐墓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5)林梅村：《犍陀罗语文学与古代中印文化交流》，《中国文化》（第17—18期），2001年，第232页。
(6)林梅村：《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北京：东方出版社，Multicultural China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1995年，第123页。
(7)Chen Sanping.,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2,p. 106.
(1)李永平：《肃南大长岭唐墓出土文物及相关问题研究》，《故宫文物月刊》2001年第6期。
(2)孙机：《论近年内蒙古出土的突厥与突厥式金银器》，《文物》1993年第8期。
(1)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八八武德三年（620）九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5892页。
(1)é. Chavannes, 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 Turcs Occidentaux, Librairie d’Amérique et d’Orient Adrien Maisonneuve,Paris, 1903, p. 246；[法]沙畹著，《西突厥史料》，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220页；薛宗正：《突厥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72页。
(2)R. C. Blockley, 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 Liverpool, 1985, p. 173.
(1)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183-5184页。
(2)薛宗正：《突厥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300页。
(3)刘永连：《突厥丧葬风俗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7页。
(4)葛承雍：《东突厥阿史那摸末墓志考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1期。
(5)马清林、David A. Scott：《甘肃省肃南大长岭唐墓出土鎏金银杯金相学研究》，《2002年材料科学与工程新进展（下）——2002年中国材料研讨会论文集》，2002年，第2107页。
(1)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189页。
(2)景龙二年（708），郭元振传上疏曰：“往者吐蕃所争，唯论十姓、四镇，国家不能舍与，所以不得通和……吐蕃顷年（近年）亦册俀子及仆罗并拔布相次为可汗。”见刘昫等：《旧唐书》卷九七《郭元振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045-3046页。
(3)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065页。
(4)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〇五，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493页。
(5)(6)(8)J. Bacot-F. W. Thomas-Ch. Toussaint, Documents de Touen?houang Relatifs a l’Histoire du Tibet, Paris,1940, p. 38；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143页，第144页，第144页。
(7)Luciano Petech, Glosse agli Annali di Tun-huang, Rivista agli Studi Orientali XLII, 1967, p. 270; G. Uray,old TibHetiastno rSyo uofr cPerse?oIfs ltahme iHc iCsteonrtyr aolf ACseiantral Asia up to 751 AD:A Survey, J. Harmatta(ed.), Prolegomena to the TShoeu rces on, Budapest, 1979, p. 281；森安孝夫「吐蕃の中央アジア進出」『金沢大学文学部論集·史学科篇』第4號，1984年，第17頁；杨铭：《吐蕃统治敦煌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第224页；冯小琴、杨富学：《洛阳新见墓志所谓郭虔瓘“破拔汗那十六城”考实》，《宁夏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
(9)G. Uray, The old Tibetan Sources of the History of ACseiantral Asia up to 751 AD:A Survey, J. Harmatta(ed.), Prolegom?ena to the Sources on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Budapest, 1979, p. 281.
(10)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〇七则天后久视元年（700）秋七月庚申条，第6550页。
(1)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六则天后久视元年（700）腊月条，第6545页。
(2)冯小琴、杨富学：《洛阳新见墓志所谓郭虔瓘“破拔汗那十六城”考实》，《宁夏社会科学》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2019年第3期。
(3)F. W. Thomas, ibet, PartⅡ：Docements, London:Royal Asiatic Society, 1951, pp. 8-16；山口瑞鳳『吐蕃王國成立史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83年，第576-585頁；杨铭：《关于〈吐谷浑纪年〉残卷的研究》，氏著《吐蕃统治敦煌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第152-155页。
(4)李延寿：《北史》卷九九《突厥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288页；令孤德芬：《周书》卷五〇《突厥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910页。
(5)韩儒林：《读阙特勤碑札记》，林幹编《突厥语回纥历史论文选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18页；王小甫：《“弓月”名称考》，李铮、蒋忠新主编：《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55页。
(6)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028页。
(1)周伟洲：《武威青嘴喇嘛湾出土大唐武氏墓志补考》，《丝路访古》，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02页。
(2)Ю.С.Худяков，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иеомятникинаМонголии（поматриаламМИКЭв1979-1982гг），ДревниекульмурыМонголии，Новосибирск，1985，стр. 168-184；[苏]胡佳科夫：《蒙古地区的古突厥葬后遗存》，申屠榕译《蒙古学信息》1993第1期，第15-20页。
(3)陈凌：《突厥汗国与欧亚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57页。
(4)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7、154页
(5)昭陵陪葬墓中突厥贵族的墓制形式与其他的汉族墓葬基本相同。参见英卫峰：《唐代帝陵陪葬墓研究》，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基本信息:
中图分类号:K878.8;K289
引用信息:
[1]王万平,杨富学.肃南大长岭墓主为西突厥可汗阿史那俀子考[J].中华文化论坛,2023,No.178(02):4-14+184.
基金信息: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白马藏人古歌搜集、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8BMZ042）; 大理大学“滇西民族团结与边疆发展创新团队”建设项目（项目编号：SKLX2020307）; 国家民委重点项目“敦煌历史文化中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项目编号：2021-GMA-004）阶段性成果
2023-03-08
2023-0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