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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创作时间、创作缘由、文体来源及体制特点等方面,对谢灵运《答范特进书送佛赞》及相关问题进行了考察,本文认为:这篇作品产生于元嘉二年(425),是谢灵运写给范泰的一封书信,它全面真实反映了刘宋元嘉初年名士阶层的佛教活动以及佛教赞颂文体对他们文学创作的影响,是一封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它表明,南朝刘宋的元嘉之世前后,以范泰、谢灵运、谢惠连等为代表的名士阶层的日常生活都深受佛教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东晋以來,私人立寺造像蔚成风气,二是文人对新出的大乘教理所表现出的极大研讨兴趣。而这两方面都刺激了佛教赞颂文体创作在元嘉之世的兴盛。
Abstract：This article gives an inspection on Xie Lingyun's Answer to Fan Tai's Letter and relevant issues from such aspects as the time and origin of this literary work, the origin of literary form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hen system. It holds that this piece of work was written in the 2 nd Year of the Reign of Yuanjia(425 B.C.), also a letter by Xie Lingyun to Fan Tai, which has fully and truly reflected the Buddhist activities by the celebrities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Reign of Yuanjia in the Liu Song Dynasty, as well as the impact of Buddhist Stotras on their literary creation, thus regarded as a valuable historical document. It implies that before and after the Reign of Yuanjia of the Liu Song Dynasty in the Southern Dynasties the celebrities represented by Fan Tai, Xie Lingyun and Xie Huilian were deeply influenced by Buddhism in their daily lives. On the one hand, a trend prevailed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that individuals were indulged in erecting temples and statu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literati showed a great interest in discussions the newly-introduced Mahayana doctrines. They have both stimulated the creation of literary works in the form of Buddhist Stotras in the Reign of Yuanjia.
(1)日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大正藏》第52册，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第200页上。以下凡引《大正藏》者，均此版本，只标注册数与页码。
(2)范泰此书信载在《广弘明集》卷一五《佛德篇》，《大正藏》第52册，第199页下。
(3)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海：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影印，1991年，第438页。
(4)顾绍柏：《谢灵运生平事迹及作品系年》，收入黄世中主编《谢灵运研究丛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5-146页。
(5)郝立权：《谢康乐年谱》，收入黄世中主编《谢灵运研究丛书》，第27页。
(6)曹道衡、刘跃进：《南北朝文学编年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93页。
(7)杨勇：《杨勇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20页。
(1)(3)沈约：《宋书》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65页，第1774-1775页。
(2)《大正藏》第52册，第266页中。
(1)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二○宋文帝元嘉三年（426），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3784页。
(2)房玄龄等：《晋书》卷七五《范汪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82页。
(3)《高僧传》卷七《宋京师东安寺释慧严传》何尚之对宋文帝语。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61页。
(4)《世说新语·言语》：“范宁作豫章，八日请佛有板，众僧疑，或欲作答。有小沙弥在坐末曰：‘世尊默然，则为许可。’众从其义。”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疏：《世说新语笺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49页。
(5)《高僧传》卷一三《晋京师安乐寺释慧受传》，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第482页。
(6)见《世说新语·言语》。刘义庆撰、刘孝标注，杨勇校笺：《世说新语校笺（修订本）》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33页。
(7)唐释法琳《辩正论》卷三《十代奉佛上篇第三》于“晋豫章太守范宁”条下小注，《大正藏》第52册，第505页中。
(8)《高僧传》卷六《晋蜀龙渊寺释慧持传》。
(9)《大正藏》第52册，第78页下。
(10)《弘明集》卷一一《何令尚之答宋文皇帝赞扬佛教事》及《高僧传》卷七《宋京师东安寺释慧严传》中宋文帝谓侍中何尚之语。相类的论述还见于宗炳《明佛论》（《弘明集》卷二）：“唯当明精闇向推夫善道居，然宜修以佛经为指南耳。”
(1)踞食，即蹲着用手抓饭的印度的食法。关于踞食论争参《六朝精神史研究》一书之《第二部分范氏研究·第四章关于踞食论争》的相关内容。[日本]吉川忠夫：《六朝精神史研究》，王启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5-127页。
(2)《出三藏记集杂录》卷一二所载陆澄《法论目录》第二帙《觉性集》，第三帙《般若集》，第七帙《戒藏集》，第九帙《慧藏集》，第十一帙《业报集》，第十五帙《杂论集》皆录有范泰答辩论难之文。
(3)唐释法琳《辩正论》卷七《信毁交报篇第八》“吏部孔琼，由放生而脱苦”条注。《大正藏》第52册，第539页下。
(4)《宋书》卷六○《范泰传》，《南史》卷三三《范泰传》。
(5)沈约：《宋书》第6册，第1620页。
(6)(7)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第267页，第266页。
(1)须达为佛起精舍的故事在印度颇流传，见载后汉西域沙门昙果共康孟详译《中本起经》卷下《须达品》、马鸣菩萨造、北凉天竺三藏昙无谶译《佛所行赞》卷四《化给孤独品》、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卷二九《师子吼菩萨品第十一之三》、慧严等《大般涅槃经》卷二七《师子吼菩萨品之三》等。
(2)《高僧传》卷七《宋京师祇洹寺释慧义传》：“后祇洹寺又有释僧叡。善《三论》，为宋文所重。”
(3)《高僧传》卷三《宋上定林寺昙摩密多传》（又见《出三藏记集》卷一四）；《出三藏记集》卷一四及《高僧传》卷二《宋祇洹寺求那跋摩传》，宋文帝元嘉八年，宋文帝勅求那跋摩住祇洹寺，供给隆厚，公王英彦，莫不宗奉。于寺开讲《法华》及《十地》。可知，盖在元嘉元年以来，由于昙摩密多等相继入住祇洹寺，祇洹寺已是建康禅法的传播中心。
(4)《高僧传》卷七《宋京师祇洹寺释僧苞传》。
(5)《大正藏》第49册，第344页上。
(6)沈约：《宋书》第6册，第1764页。
(7)沈约：《宋书》卷五《文帝本纪》，《宋书》第1册，第71页。
(1)《大正藏》册52，页79上。
(2)《建康实录》卷5记许询“舍永兴、山阴二宅为寺，家财珍异，悉皆是给”。私人造寺盖始于东晋成帝咸和年間。[唐]许嵩撰，张忱石点校：《建康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216页。
(3)沈约：《南齐仆射王奂枳园寺剎下石记一》，《广弘明集》卷一六，《大正藏》第52册，第211页上。
(4)《高僧传》卷七《宋山阴灵嘉寺释超进传》：“时有昙机法师，本姓赵氏，亦长安人。值关中寇乱，避地东下，游观山水。至于稽邑，善《法华》、《毘昙》。时世宗奉与进相次，郡守琅8王琨请居邑西嘉祥寺。寺本琨祖荟所创也。”据《南齐书》卷三二《王琨传》，王琨，琅邪临沂人。祖荟，晋卫将军。
(5)《高僧传》卷五《晋荆州长沙寺释昙翼传》，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第198页；《法苑珠林》卷十三敬佛篇第六：“有长沙太守江陵滕畯（一云滕含），以永和二年，舍宅为寺，额表郡名。”释道世撰，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459页。
(6)王僧孺《中寺碑》，载《艺文类聚》卷七七。欧阳询撰，汪绍楹点校：《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313页。
(7)《高僧传》卷一三《晋京师安乐寺释慧受传》，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第482页。
(8)《高僧传》卷一一《宋吴闲居寺释僧业传》，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第429页。
(9)《高僧传》卷三《宋京师奉诚寺僧伽跋摩传》：“初景平元年（423），平陆令许桑，舍宅建剎，因名平陆寺。”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第118页。
(10)参《徐陵集》卷九《齐国宋司徒寺碑》、《梁书》卷37《何敬容传》。
(11)《高僧传》卷一一《齐钟山灵曜寺释志道传》：“释志道，姓任，河内人。性温谨，十七出家，止灵曜寺。……何尚之钦德致礼，请居所造法轮寺。”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第435页。
(12)《建康实录》卷一二《宋中·太祖文皇帝》“置永丰寺，去县七十里”下引《塔寺记》：“元嘉四年，谢方明造。本名长乐寺，为同郡延陵有之，改焉。”[唐]许嵩撰、张忱石点校：《建康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18页。
(1)《陈书》卷二七《江总传》载江总《修心赋》辞曰：“太清四年秋七月，避地于会稽龙华寺。此伽蓝者，余六世祖宋尚书右仆射州陵侯元嘉二十四年之所构也。”《陈书》，第344页。
(2)《宋书》卷八七《萧惠开传》；亦有隐士事佛者，如《宋书》卷九三《隐逸·沈道虔传》。
(3)《南齐书》卷三《武帝本纪》记永明十一年七月诏曰：“自今公私皆不得出家为道，及起立塔寺，以宅为精舍，并严断之。唯年六十，必有道心，听朝贤选序，已有别诏。”《南齐书》，第62页。
(4)《太平御览》卷五八八《文部四》“赞”条。李昉等：《太平御览》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用上海涵芬楼影印宋本复制重印，1960年，第2649页。
(5)王运熙、顾易生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二）魏晋南北朝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62页。
(6)师古注曰：“即，就也。于画侧而书颂。”《汉书》卷六九注，第2995页。
(1)在《别译杂阿含经》卷一四作弹琴人俱兔罗与六天女说偈问答。《大正藏》第2册，第472页上。
(2)《大正藏》第24册，第21页上。
(3)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第53页。
(4)王昆吾：《佛教呗赞音乐与敦煌讲唱辞中“平”、“侧”、“断”诸音曲符号》，见王昆吾著：《汉唐音乐文化论集》，台北：学艺出版社，1991年，第219页。
(5)陈明：《汉译佛经中的偈颂与赞颂简要辨析》，《南亚研究》2007年第2期，第56页。
(1)义净著，王邦维校注：《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77-180页。
(2)王昆吾：《汉唐音乐文化论集》，第226页。
(3)《高僧传》卷一三《经师论》说：“原夫梵呗之起，亦兆自陈思，始著《太子颂》及《睒颂》等，因为之制声，吐纳抑扬，并法神授。今之‘皇皇顾惟’，盖其风烈也。其后居士支谦，亦传梵呗三契。……唯康僧会所造《泥洹》梵呗，于今尚传。即‘敬谒’一契，文出双卷《泥洹》，故曰‘泥洹呗也。”王小盾、金溪《经呗新声与永明时期的诗歌变革》一文对此有考证，载《文学遗产》2007年第6期。
(4)陈允吉：《论佛偈及其翻译文体》，载陈允吉：《佛教与中国文学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5页。
(1)见《高僧传》卷一《魏吴建业建初寺康僧会传》、卷四《晋淮阳支孝龙传》《晋中山康法朗传》《晋剡白山于法开传》、卷五《晋长安五级寺释道安传》《晋京师瓦官寺竺法汰传》《世说新语·言语篇》注、《世说新语·假谲篇》注。
(2)如孙绰《道贤论》以法乘比王浚冲，以竺法潜比刘伶，以支遁方向秀，以法兰比阮嗣宗，以于道邃比阮咸等，其赞高僧多称扬辩才和义解之功，如孙绰并为竺法潜之弟子竺法济、竺法友、竺法藴、康法识作赞，因其皆以义解驰声。
(3)按《弘明集》卷三孙绰《喻道论》无此语。宗炳《答何衡阳难释白黑论》（《弘明集》卷三）亦曰：“若孙兴公所赞八贤，支道林所颂五哲，皆时所共高。故二子得以缀笔，复何得其谓妄语乎？孙称竺法护之渊达，于法兰之淳博，吾不闲雅俗，不知当比何士。然法兰弟子道邃，未逮其师。孙论云：时以对胜流云，谓庾文秉也。是护、兰二公，当又出之，吾都不识。”则足证《高僧传》卷四《于道邃传》所引《喻道论》为孙绰所作。
(4)《世说新语·品藻》云：“正始中，人士比论。”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疏：《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504页。
(5)僧祐：《出三藏记集序》，《出三藏记集》卷一
(6)《南齐书》卷五四《宗测传》。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941页。
(1)并见《高僧传》卷二《鸠摩罗什传》。
(2)张伯伟：《禅与诗学（增订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185页。
(3)见《出三藏记集》卷一五《慧远法师传》。
(4)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报告、木村英一编：《慧远研究·研究篇·附录》，创文社刊行，昭和三十七年（1962）三月，第539页。
(5)《高僧传》卷六《晋庐山释慧远传》，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第217页。
(6)《宋书》43《傅亮传》，沈约：《宋书》第5册，第1337页。亦见《南史》卷一五《傅亮传》。
(7)见刘师培著，刘跃进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附录《〈文心雕龙〉讲录二种》之一《文心雕龙颂赞篇》，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228页。
(1)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五、卷六及卷七所记，从晋至梁陈时代，在画坛上大量风行名士、名僧像或与之相关的图像。
(2)《论语·述而下》：“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99页。
(3)《大正藏》第50册，第706页下。
(4)义净著，王邦维校注：《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第177-180页。
(1)三达，梵语Tevijja，又作三明、三证法。除尽愚闇，而于三事通达无碍之智明。姚秦竺佛念译《出曜经》卷十五〈利养品第十四〉：“比丘三达者，利根高德无疑解脱弃八除入，是谓一明亦名一达；诸漏已尽，是谓二明；得诸神通，是谓三明。复有说者，诸漏永尽，是谓一明；知所从生，是谓二明；自识宿命，是谓三明。是故说曰，比丘三明也。”（《大正藏》第4册，第692页中。）
(2)《大正藏》第38册，第410页上。
(3)《大正藏》第52册，第199页中。
(4)《大正藏》第12册，第1031页下。
(5)《大正藏》第1册，第819页中。
(6)《大正藏》第10册，第505页下-506页上。
(7)鸠摩罗什：《注维摩诘经》卷九《见阿閦佛品第十二》，《大正藏》第38册，第409页下。
(8)龙树菩萨造、梵志青目释、姚秦三藏鸠摩罗什译《中论》卷三《观法品第十八》，《大正藏》30册，第24页下-25页上；《鸠摩罗什法师大义》卷中鸠摩罗什将“灭一切心行”释作“诸法实相”义，参《大正藏》第45册，第135页下；僧肇《注维摩诘经》卷九《见阿閦佛品第十二》引经曰：“见实相法为见佛也。”，《大正藏》第38册，第410页上。
(1)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六，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第130-131页。
(2)《大正藏》第38册，第343页上。
(3)《大正藏》第45册，第129页下。
(4)参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十六章《竺道生》之“顿悟渐悟之争”，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影印，第628页。
(1)《开元释教录》卷一一，《大正藏》第55册，第590页中。
(2)陆澄《法论目录》（《出三藏记集》卷一二）第十帙《杂行集》中有下列诸项：《论十住》上下（傅叔玉）；《书与谢庆绪论十住》往反四首（二首分为下卷）；《傅叔玉重书并谢答》三十二字；《十住义》（释昙遇）。
(3)《大正藏》第45册，第197页中。
(4)鸠摩罗什译《十住经》卷一《欢喜地第一》金刚藏菩萨告诸菩萨言，《大正藏》第10册，第498页上。
(5)《增壹阿含经》卷一九《等趣四谛品第二十七》、卷二一《苦乐品第二十九》。《大正藏》第1册，第646页上。
(6)《大正藏》第25册，第411页下。
(1)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疏：《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224页。
(2)竺道生：《妙法莲花经疏》卷上《方便品》注，并见梁法云《法华义记》卷二，《大正藏》第33册，第592页中。
(1)《出三藏记集》卷一载梁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序》：“昔安法师以鸿才渊鉴，爰撰经录，订正闻见，炳然区分。自兹已来，妙典间出，皆是大乘宝海，时竞讲习。”
(2)《出三藏记集》卷一二载释僧祐《世界记目录序第五》及《法苑杂缘原始集目录序第七》。
(3)孙文川撰，陈作霖编：《中国佛寺志史汇刊》第1辑第2册《南朝佛寺志》卷上，台北：明文书局，1980年，第141-142页，第168-169页。
(4)《高僧传》卷一三《宋京师释僧亮传》。
(5)《高僧传》卷七《宋京师龙光寺竺道生传》、《高僧传》卷七《宋京师新安寺释道猷传》、《高僧传》卷八《齐京师灵根寺释法瑗传》。
(6)沈约：《宋书·夷蛮传》，第2386页。
基本信息:
中图分类号:I206.2;B948
引用信息:
[1]何剑平.从谢灵运《答范特进书》看佛教赞体创作与南朝社会风尚[J].中华文化论坛,2020,No.161(03):44-61+156-157.
基金信息:
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民间佛教信仰及其东传研究”(项目编号:16JJD730005)成果之一
2020-05-08
2020-0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