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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既往多认为蜀汉后期姜维拥有“执政”权，然史实表明，“羁旅托国”的姜维从未获得“执政”所需的中枢决策权，其权力始终限于北伐军的军事指挥权，且在魏灭蜀之战前因政治孤立被迫避祸沓中。以姜维政治境遇为切口，梳理其从诸葛亮、蒋琬培养的“凉州上士”，到因刘禅“自摄国事”打破“诸葛之成规”而沦为孤立者的嬗变过程，可明晰蜀汉速亡因由。蜀汉后期，刘禅罢废丞相、大司马，推行军政分权以加强君权，打破了“诸葛之成规”所构建的政治体系，却未建立有效的新体系，最终引发政治混乱、军事受阻、统治合法性丧失等危机。此混乱情形成为魏国针对性灭蜀的重要诱因。姜维遭遇的政治孤立不仅是个人命运浮沉，更是蜀汉国运之转折，其境遇变化正是蜀汉后期政治体系失效的典型表征。
Abstract：Previous scholarship has often assumed that Jiang Wei held the reins of power during the late Shu-Han period. Historical facts, however, indicate that Jiang Wei, an “outsider entrusted with the state,” never obtained central decision-making power. His authority was confined to the military command of the Northern Expeditions, and he was forced to seek refuge in Tazhong to evade political persecution on the eve of the Wei invasion. Taking Jiang Wei's political predicament as an entry point, this paper traces his transformation from a “preeminent gentleman of Liangzhou,” cultivated by Zhuge Liang and Jiang Wan, to an isolated politician following Liu Shan's decision. In the late Shu-Han period, Liu Shan attempted to strengthen monarchical power by abolishing key posts such as Chancellor and Grand Marshal and implementing a division between military and civil authority. In doing so, Liu Shan dismantled the political system constructed by Zhuge Liang, yet failed to establish an effective new system. This failure ultimately precipitated a series of crises, including political chaos, the obstruction of military operations, and a loss of the regime's political legitimacy, triggering Wei to conquer Shu. In fact, Jiang Wei's political isolation was not merely a matter of his personal fate but a crucial turning point in the fortunes of the Shu-Han state; the change in his political predicament was a quintessential manifestation of the failure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in the late Shu-Han period.
(1)参见王瑰：《信心丧失与知识忠诚：从谯周生平看蜀汉灭亡原因兼驳地域势力集团矛盾亡国说》，《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袁源：《蜀汉政权灭亡原因浅论》，《长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年第4期；李万生：《礼秩与国运——蜀汉亡国原因探讨之一》，《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1)参见宋杰：《汉中对三国蜀魏战争的重要影响》，《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白杨：《论蜀汉政权的政治分化》，《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4期；李万生：《论所谓“人民不愿作战”——蜀汉亡国原因探讨之二》，《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张仲胤：《“诸葛之成规”与蜀汉兴亡》，《中州学刊》2020年第5期；朱子彦：《论蜀汉政权内三大集团的政治分野——以诸葛亮用人、谯周劝降与士族北迁为例》，《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
(2)参见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7页；何兹全：《三国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40页；张大可：《三国史》，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59页；罗开玉：《三国蜀后主刘禅新论》，《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雷家骥：《汉晋之间吴蜀的督将与都督制》，见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50页；时殷弘：《从徒劳北伐到蜀汉覆亡：战略的蜕化、复兴和湮灭》，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编：《世界政治研究》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5页。
(3)陈寿著，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三三《蜀书·后主传》注引《魏略》，中华书局，1982年，第898页。
(4)(6)(7)陈寿著，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四四《蜀书·姜维传》，第1065页，第1069页，第1063页。
(5)参见张仲胤：《“诸葛之成规”与蜀汉兴亡》，《中州学刊》2020年第5期；杨端程：《诸葛亮治蜀与蜀汉的国家建构》，《天府新论》2021年第5期。“宫府一体”是“诸葛之成规”核心，指“宫中”与“府中”协同统揽军政，执政大臣统筹政务、资源、人事及军事，是蜀汉政权存续的政治基础。笔者以为，“宫府一体”还应包含诸葛亮所言“营中”，称“宫中府中营中俱为一体”或更全面。具体指“宫中”负责决断（刘禅，即位早期决断具象征性），“府中”（诸葛亮、蒋琬、费祎、陈祗等人）负责行政，协调“宫中”“营中”，“营中”（姜维）主前线战事，三者协同如身使臂，共同维护蜀汉国运。
(1)(4)(6)陈寿著，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四四《蜀书·姜维传》，第1059、1064页，第1064页，第1064页。
(2)泰始元年（265），段灼追述称“昔姜维有断陇右之志”（见《三国志》卷二八《魏书·邓艾传》，第782页）。事实上，“断陇右”是自刘备时期发端，经诸葛亮、蒋琬、姜维等人一以贯之的重要北伐方针。
(3)关于这种差异的原因，《三国志注》引《汉晋春秋》载费祎自言：“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三国志》卷四四《蜀书·姜维传》注引《汉晋春秋》，第1064页）
(5)陈寿著，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三九《蜀书·董允传附陈祗传》，第987页。
(7)(10)陈寿著，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四《魏书·三少帝纪》，第134页，第133—134页。
(8)陈寿著，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二二《魏书·陈泰传》，第641页。
(9)陈寿著，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二八《魏书·邓艾传》，第777页。
(1)姜维作为“大将军”只得与军职低于他的胡济进行“期会”而不能直接调度，表明其最高军事统帅一职不过是名义上的。又，景耀元年（260）姜维提出的“敛兵聚谷”战略，同样只能提出建议，最后定夺权在于刘禅，亦证明其军事权力仅局限于北伐军中。
(2)(5)(7)陈寿著，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四四《蜀书·姜维传》，第1064—1065页，第1065页，第1065页。
(3)参见宋杰：《蜀汉用兵祁山与曹魏陇右战局之演变》，《军事历史研究》2017年第1期。
(4)参见房玄龄：《晋书》卷二《文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第38页。
(6)益州本土士人代表谯周反对北伐，陈祗与其“论其利害”，使谯周只得“退而书之”，即为陈祗支持姜维北伐的典型史例（事见《三国志》卷四二《蜀书·谯周传》，第1029页）。
(8)参见李梓豪：《蜀汉尚书令陈祗“踣国”辨正——兼论〈三国志·董允传附陈祗传〉编次思想》，《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23年第3期。
(9)陈寿著，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四四《蜀书·姜维传》注引《华阳国志》，第1066页。
(1)陈寿著，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第933页。
(2)陈寿著，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四四《蜀书·姜维传》，第1065页。
(3)陈寿著，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注引《孙盛异同记》，第933页。
(4)刘昫：《旧唐书》卷一二九《张次宗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614页。
(5)关于蜀汉这种以相权统领“宫中府中营中”的做法，宋人王应麟称周公之礼将“嫔御、阉寺、饮食、酒浆、衣服、次舍、器用、货贿，皆领于冢宰”，后世虽“周公之典废”，但间有得其法门者，诸葛亮的“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即是其代表（参见王应麟著，翁元圻辑注：《困学纪闻注》，中华书局，2016年，第515—516页）。清人郝懿行亦称诸葛亮所建立的政治体系与周代冢宰“无所不统”的制度相似（参见郝懿行：《书说》，《郝懿行集》，齐鲁书社，2010年，第357页）。
(1)陈寿著，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三九《蜀书·董允传附陈祗传》，第987页。
(2)参见叶哲明：《重评蜀汉姜维北伐》，《兰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3)参见柿沼阳平：《蜀汉的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史学月刊》2012年第9期。所谓“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其实亦是“诸葛之成规”的一部分。
(1)例如，元人胡三省认为姜维此举是“自弃险要以开狡焉启疆之心”（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第七七《魏纪九》，中华书局，1956年，第2451页）；清人顾祖禹亦称姜维是“自弃其险”（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第2661页）；清人魏源亦称“拒敌之策，守险为上。姜维撤平乐诸围，乃失蜀之本”（魏源：《皇朝经世文编》，岳麓书社，2004年，第341页）。今人学者亦有持相似观点者，参见马植杰：《三国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87页；陈金凤：《从汉中到陇右——蜀汉战略新论》，《莱阳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但从史实看，“敛兵聚谷”并无“自弃其险”之意，汉中防线的溃败另有其因。
(2)参见郭鹏：《蜀汉后期汉中军事防务及“敛兵聚谷”刍议——兼谈对姜维的评价》，《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王瀚尧：《也论姜维“敛兵聚谷”的战略得失》，《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16年第9期；李梓豪：《姜维“敛兵聚谷”的内在理路——兼论〈三国志·蒋琬费祎姜维传〉合传思想》，《孙子研究》2023年第6期。
(3)(4)(5)(6)陈寿著，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四四《蜀书·姜维传》，第1065—1066页，第1066页，第1065页，第1066页。
(1)陈寿著，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四《魏书·三少帝纪》，第149页。
(2)陈寿著，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二八《魏书·钟会传》，第788页。
(3)参见王瑰：《“中原正统”与“刘氏正统”——蜀汉为正统进行的北伐和北伐对正统观的影响》，《史学月刊》2013年第10期。
(4)陈寿著，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五三《吴书·薛珝传》注引《汉晋春秋》，第1255页。
(5)房玄龄：《晋书》卷二《文帝纪》，第38页。
基本信息:
中图分类号:K236
引用信息:
[1]李梓豪,陈民镇.魏灭蜀之战前姜维政治境遇探析——兼谈蜀汉速亡问题[J].中华文化论坛,2026,No.196(02):173-181.
基金信息: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诸葛亮研究中心项目“文献学视角的《三国志·蜀书》史实研究”（项目编号：24ZGL18）; 北京语言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三国志·蜀书》编纂体例与叙事思想研究”（项目编号：25YCX069）; 中国历史研究院“兰台青年学者计划”（项目编号：2025LTQN806）的阶段性成果
2026-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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