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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发展，五礼中“嘉”“宾”地位逐渐靠前而“军”“凶”的地位不断向后，表明人们对五礼次序的排布，从对古礼的亦步亦趋转变为运用自如，反映出中古时期五礼思想的变迁。究其原因，中古时期出现的改撰经典的思潮与皇权的控御，对五礼次序的编排起到了极大的影响：改撰经典的思潮使得人们有了突破经典的动力，而皇权的可否直接决定了改撰经典的成败。五礼制度作为一种礼制划分的手段，往往要根据当下人们对于礼制的认识与定义而调整；而礼制也要不断在与现实磨合中找到调和点，才会为人们所接受与行用。
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the status of "Jia-the ceremonies of celebrating feast, wedding and festival and Bin-the ceremonies of emperors' entertaining their vassals or the envoys" in the Five Rites has gradually approached forward, but the status of "Jun-the ceremonies of military training and going out to battle and Xiong-the ceremonies of funeral-burial and condolence" has continued to be backward, which indicated that people's arrangement of the Five Rites has changed from following the rules to freely using the ancient rites, and also reflected the changes in the thought of the Five Rites in the Mid-Ancient Times. The reason is that the trend of the thought of rewriting classics and the control of imperial power in the Mid-Ancient Times has extremely impacted the arrangement of the orders of the Five Rites, and the trend has also given people the motivation to break through the classics. However, the permission or denial from imperial power can directly determine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rewriting classics. As a means of dividing the Ritual System, the rules of Five Rites system often need to be adjusted according to people's comprehension and definition of the Ritual System. And the system must constantly find a point of harmony with reality before it will be accepted and used by people.
(1)张文昌：《中国礼典传统形成与礼官职能演变之关系——以魏晋南北朝为探索中心》，《兴大人文学报》2008年第40期；梁满仓：《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五礼制度化》，《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4期；汤勤福：《秦晋之间：五礼制度的诞生研究》，《学术月刊》2019年第1期。
(2)近期中国人民大学的赵永磊先生厘清了隋唐礼典的修撰与编次问题，亦关注到了五礼次序的变迁，在某些结论上与本文不谋而和，具体可参见赵永磊：《隋唐礼典的编纂概论——以隋唐礼典的五礼编次及其篇、卷的变化为中心》（待刊），宣读于2022年8月19日举行的《隋唐史时期艺术与典籍书写》讲座。在此，笔者对赵永磊先生的指点表示诚挚的谢意。
(1)孙诒让撰，王文锦等点校：《周礼正义》卷三四，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359-1366页。
(2)汤勤福：《秦晋之间：五礼制度的诞生研究》，《学术月刊》2019年第1期。
(3)参见赵永磊：《隋唐礼典的编纂概论——以隋唐礼典的五礼编次及其篇、卷的变化为中心》（待刊）。
(4)班固：《汉书》卷三三，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23页。
(5)魏征等：《隋书》（修订本）卷三三，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1081-1100页。
(6)有关礼书分类原则在历史上的流变，可参见杜以恒：《中国古代礼学文献分类沿革考》，《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20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
(7)萧子显：《南齐书》（修订本）卷九，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128页。
(1)魏征等：《隋书》（修订本）卷六，第121页。
(2)(4)姚思廉：《梁书》（修订本）卷二五，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422页，第419页。
(3)魏征等：《隋书》（修订本）卷三三，第1099页。
(5)魏收：《魏书》（修订本）卷一〇九，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3089页。
(6)梁满仓：《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五礼制度化》，《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4期。
(7)李百药：《北齐书》卷二九，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395页。
(8)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2页。
(9)令狐德棻：《周书》卷四五，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813页。
(10)魏征等：《隋书》（修订本）卷五七，第1582页。
(11)魏征等：《隋书》（修订本）卷八，第172页。
(1)刘昫等：《旧唐书》卷二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816页。
(2)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七〇，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909页。另外，白石将人先生指出《江都集礼》并非是如同《开皇礼》性质的礼典，而是一种结合当代礼仪性质的论辩体著述。参见白石将人：《〈江都集礼〉与隋代的制礼》，《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2020年第1期。
(3)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13页。
(4)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三，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25页。
(5)闫宁：《〈宋书·礼志〉编纂体例初探》，《北方论丛》2015年第5期。
(1)萧子显：《南齐书（修订本）》卷九，第128页。
(2)(3)萧子显：《南齐书（修订本）》卷十，第177页，第177页。
(4)罗亮先生曾对魏收三次修撰《魏书》的过程及与政治的关系做过绵密的分析，具体可参见罗亮：《魏收与〈魏书〉案》，《珞珈史苑》2013年第1期。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山大学罗亮先生的指点与帮助，笔者在此谨致谢忱！
(1)高明士：《中国中古礼律综论——法文化的定型》，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91页。
(2)刘昫等：《旧唐书》卷二一，第816-817页。
(3)《新唐书》卷二〇，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41页。实际上，根据吴丽娱先生的研究表明，讳言凶事一直以来是北朝的传统，继而延续到唐代。吴丽娱：《对〈贞观礼〉渊源问题的再分析——以贞观凶礼和〈国恤〉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2期。
(4)唯有《玉海》卷六九《唐开元礼》引《集贤注记》记载开元五礼顺序是“吉、宾、嘉、军、凶”，不过实属孤例，且记载内容准确性存疑，故弃而不论。
(5)感谢武汉大学范云飞先生的点拨，笔者在此对范云飞先生的帮助表示诚挚的谢意。
(6)葛兆光：《杜佑与中唐史学》，《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
(7)郑玄注，孔颖达疏，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页。
(1)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四一，第1112页。
(2)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修订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5页。
(3)脱脱等：《宋史》卷九八，第2421页。
(4)楼劲：《关于〈开宝通礼〉若干问题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4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411-439页。
(5)欧阳修等编：《太常因革礼》，《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3页。
(6)楼劲：《关于〈开宝通礼〉若干问题的考察》，第411-439页。
(7)林鹄：《〈宋会要〉礼类与〈中兴礼书〉及其〈续编〉——〈宋会要〉礼类诸门门名及次序复原的新线索》，《文献》2019年第1期。
(1)至于为何没有宾礼，学界对此的推论有二：一是《太常因革礼》“宾礼”的内容已存在于“新礼”当中，故不单出；二是北宋时囿于辽、西夏等国的困扰，原先“宾礼”难以体现宾服天下的含义，故特意删去。以上种种均为推论，现并未得到一个很好的解释。参见张志云《宋代嘉礼内容演变探析》，《中国典籍与文化》2018年第1期。
(2)赵翼撰，王树民校证：《廿二史劄记校证》（订补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31页。
(3)魏征等：《隋书（修订本）》卷三二，第1100页。
(4)丸桥充拓先生认为最早确定五礼次序的正史为《晋书》，但是他在分析《隋书·礼仪志》时，却错误地将雩、迎气、宗庙、封禅、社稷、籍田、亲蚕等礼归为了嘉礼，实际上只需查《大唐开元礼》《通典·礼典》等礼书便可知它们均属于吉礼。参见丸桥充拓著、张桦译：《唐代军事财政与礼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15页。
(5)吴凌杰：《走向五礼：汉唐之际正史“礼”类典志的变迁与意义》，《史学理论研究》（待刊）。
(6)姜伯勤：《唐贞元、元和间礼的变迁——兼论唐礼的变迁与敦煌元和书仪文书》，《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敦煌心史散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442-458页。
(1)王溥：《唐会要》卷一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54页。
(2)王溥：《唐会要》卷一四，第369页。
(3)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五七，第4154页。
(4)叶宗鲁：《中兴礼书续编》，《续修四库全书》（第82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73页。
(5)吴羽：《论中晚唐国家礼书编撰的新动向对宋代的影响——以〈元和曲台新礼〉、〈中兴礼书〉为中心》，《学术研究》2008年第6期。
(1)付晨晨：《目录所见中古类书的发展》，魏斌主编：《新史学（中古时代的知识、信仰与地域》）（第14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3-21页。
(2)陈尚君：《晏殊〈类要〉研究·序》，唐雯：《晏殊〈类要〉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3页。
(1)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61页。
(2)阎步克：《服周之冕—〈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0页。
(3)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83-284页。
(4)吴丽娱：《营造盛世：《大唐开元礼》的撰作缘起》，《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3期；吴丽娱：《〈礼论〉的兴起与经学变异——关于中古前期经学发展的思考》，《文史》2021年第1期。
(5)《旧唐书》卷一〇二，第3178页。
(1)吴丽娱：《从王通〈续六经〉到贞观、开元的改撰〈礼记〉》，《中华文史论丛》2017年第3期。
(2)《旧唐书》卷七一，第2559页。
(3)李林甫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上），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页。
(4)姜伯勤：《唐贞元、元和间礼的变迁——兼论唐礼的变迁与敦煌元和书仪文书》，《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明·礼乐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5)吴丽娱：《皇帝“私”礼与国家公制：“开元后礼”的分期及流变》，《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6)冯茜：《礼书编纂中的制礼思想——以〈大唐郊祀录〉为中心》，《唐史论丛》2020年第1期。
(7)参见麦大维著，张达志、蔡明琼译：《唐代中国的国家与学者》，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49页。
(1)此语出自2022年4月12日吴丽娱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大唐开元礼的阅读与研究》暨《开元礼》读书班纪念讲座”上的演讲。
基本信息:
中图分类号:K892.9;K23
引用信息:
[1]吴凌杰.中古五礼次序的变迁与礼学思想的转型[J].中华文化论坛,2023,No.177(01):17-29+184-185.
2023-01-08
2023-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