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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杜斗城、李艳：《唐代佛教与祈雨》，《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1期；夏广兴：《唐宋时期佛教流播与祈雨活动的盛行》，《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郭宏珍：《古代官方祈雨考述》，《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夏广兴：《密教传持与宋代民俗风情——以宋代祈雨习俗为中心》，《民俗研究》2015年第1期；齐德舜：《宋代蜥蜴祈雨法研究》，《宗教学研究》2018年第1期。

(2)关于后世材料中出现的所谓南诏大理国时期的“阿吒力”，有学者指出南诏大理国时期没有所谓“阿吒力”，只有唐宋时期汉地密教里常出现的“阿阇梨”“阿左梨”。“阿吒力”一词迨明代才出现，用以附会元代以前大理地区的“阿阇梨”“阿左梨”，所谓“阿吒力教”实际是明初政府整顿过的“禅、讲、教”中的“教”，参见侯冲撰《中国有无“滇密”的探讨》《云南阿吒力教综论》《云南阿吒力教经典及其在中国佛教研究中的价值》等文，诸文见侯冲著：《云南与巴蜀佛教研究论稿》，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

(3)相关材料征引可参见张泽洪、廖玲：《梵僧传教与社会记忆——南诏大理国梵僧研究》，《思想战线》2015年第3期；张泽洪：《南方丝绸之路阿吒力教研究——以南诏大理国时期为中心》，《思想战线》2018年第2期；张泽洪：《南方丝绸之路上的梵僧——以南诏梵僧赞陀崛多为中心》，《世界宗教文化》2020年第2期。

(4)参见侯冲：《如何理解大理地区的阿吒力教》，《宗教学研究》2015年第3期。

(5)参见侯冲：《白族心史——〈白古通记〉研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对于南诏神僧事迹的探讨，除侯冲论著外，还有罗炤：《隋唐“神僧”与〈南诏图传〉的梵僧——再谈〈南诏图传〉对历史的伪造与篡改》，《艺术史研究》（第7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段玉明也指出对于元明往后的云南本土历史史料及其神僧灵迹，研究时需审慎对待，参见段玉明著：《大理国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09-313页。如是，对于大理佛教中元明及往后的文本碑铭等文字史料，或同一材料中的不同内容，研究时需注意从历史学、文献学、宗教学、民族心理等多方面加以考辨，真伪区分待之。

(1)《启请》底本高清图片由侯冲惠赠。

(2)底本中暂未辨识的文字以切图的形式表示。

(3)注文“此云白师波云”的文意因正文残阙，其意很难理解。白族学者段鹏指出白语将“阿阇梨”“阿左梨”或“阿吒力”（梵：ācārya，意为密教上师、轨范师、导师等）等词用汉字记白音为“师资波”，也就是“老师”的意思，宗教仪式中，也常用作法师的自称（段鹏：《阿吒力教与白族地方社会》，载吕建福主编：《密教研究》（第5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308页）。据其惠示，白族民间一直这样称呼“老师”，日常中也简称“师波”，至今和一些民间信众说“阿阇梨”“阿吒力”等词，他们不知其意，但用“师资波”来解释，他们就能理解；又示，所谓“波”是指“男性”的意思，“师（资）波”即“男性老师”，而所谓“白”，或有两种可能，一是指姓“白”的“师波”，二是指此处“师波”应进行表白仪式。由此，笔者蠡测，可能是汉密音写“阿阇梨”等词传入大理地区后，为便于当地信众理解，又用“师（资）波”来进一步解释“阿阇梨”。

(4)结合前有“此云白师波云”来看，“白师云波”应为“白师波云”。

(1)“议”，或为“翼”。

(2)“srī?”漫漶，不确。

(3)“想字”之二字中留空，未写梵字。

(4)“金色”和“字”之间留空，未写梵字。

(1)“?ca?d·a”，底本作“sca?u”，据其底本对应的汉咒“是旃那重”，及《大正藏》唐代其他密教经轨中的相关真言内容订改。

(1)《大正藏》（第18册），第855号，第172b10-174c4页，检索自CBETA2018电子佛典集成（后略“检索自CBETA2018电子佛集成”）。

(1)《大正藏》（第54册），第2128号，第545c22-545c24页。

(2)(5)《大正藏》（第18册），第901号，第861b9-861b10页，第860c23-860c26页。

(3)(7)《大正藏》（第21册），第1243号，第208a5-208a7页，第213b29-213c4页。

(4)《大正藏》（第21册），第1226号，第142a18页。

(6)参考林光明编修：《新编大藏全咒（咒文篇）》（第4册），台北：嘉丰出版社，2001年，第231页。

(8)参考林光明编修：《新编大藏全咒（咒文篇）》（第10册），第421页。

(1)《大正藏》（第19册），第993号，第510b1页。

(2)《大正藏》（第19册），第990号，第493a254-93a26页。

(3)唐《一切经音义》云：“湫者，大龙池也。多在山林丘壑摧崖堰谷作大深池，龙神所居深水渊也……或祈祷有灵时起风雷或降澍甘雨，沃润田苗”，又云：“湫者，即有龙池水也……但有龙池水，即号为湫”，《大正藏》第54册，第2128号，第558a04-558a5、569b11页。

(1)(6)《大正藏》（第20册），第1092号，第388b2-388b5页，第388a29-388b21页。

(2)《大正藏》（第19册），第1007号，第658b1-658b15页。

(3)《大正藏》（第19册），第993号，第513b23-513b24页。

(4)《大正藏》（第19册），第990号，第493a18-493a19页。

(5)《大正藏》（第18册），第901号，第880c17-880c19页。

(7)《大正藏》（第19册），第992号，第504c9-504c11页。那连提耶舍于隋时所译《大云轮请雨经》中亦有此咒，见《大正藏》（第19册），第991号，第498a18页。

(8)参考林光明编修：《新编大藏全咒（咒文篇）》（第1册），第490页。

(9)(10)《大正藏》（第20册），第1183号，第783a11-783a17页，第783b24-783b25页。

(11)该经收于《大正藏》，但不见唐代经录，也不见日僧入唐八家著录。根据经名中“唐作尊勅”的文字推测该经最早相当于在五代宋时撰成。

(1)《大正藏》（第21册），第1207号，第38a19-38b2页。

(2)相关论述参见黄璜：《大理国写经〈诸佛菩萨金刚等启请〉与唐代不空所传经轨的比较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7年第6期。

(3)《大正藏》（第20册），第1092号，第388c13-388c22页。

(4)如残文一观想中的“共烧龙宫殿”“收龙威力，即得下雨”，皆与御龙降雨有关。

(5)《大正藏》（第38册），第1780号，第860c14-860c15页。

(6)《大正藏》（第34册），第1720号，第379c8-379c9页。

(7)《大正藏》（第33册），第1716号，第776b24-776b25页。

(8)《大正藏》（第48册），第2016号，第906a18-906a19页。

(9)《大正藏》（第34册），第1727号，第919a1-919a2页。

(10)(11) 《大正藏》（第21册），第1228号，第158b14-158b15页，第158a29-158b1页。

(12)残文二中也有通过诵咒作印来实现“帝释”统御“北方天王兴云下雨”的仪式。该仪式或与佛教中北方毗沙门天王是帝释之臣属一说有关，不赘述。

(1)吕建福认为该经抄集于南北朝时期，在梁代之后，见吕建福著：《中国密教史》（修订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71页。

(2)《大正藏》（第21册），第1332号，第552c23-552c25页。

(3)阇那耶舍译本见《大正藏》（第19册），第992号，第504c26-505a2页；那连提耶舍译本见《大正藏》第19册，第991号，第498b5-498b10页。

(4)为避文繁，例不展。

(5)杨柏达：《摩羯、摩竭辨》，《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年第6期。

(6)岑蕊：《摩竭纹考略》，《文物》1983年第10期。

(7)岑蕊：《摩竭纹考略》，《文物》1983年第10期；杨柏达：《摩羯、摩竭辨》；王飞：《摩羯纹饰的中国化进程及演变规律——以考古发现之文物为例》，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第16-20页。

(8)北魏瞿昙般若流支译《毘耶娑问经》载：“三十三天宫殿庄严……摩伽罗形庄严殿门”，见《大正藏》（第12册），第354号，第230a26-230a28页。唐菩提流志译《大宝积经》载：“三十三天百千楼阁，金摩竭鱼庄饰门柱”，见《大正藏》（第11册），第310号，第682b23-682b24页。

(9)2020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大理五指山南诏建筑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的一件釉陶鸱吻（尾）即呈龙首双翼鱼身状。该鸱吻图片见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微信公众号《云南考古》发布的“云南大理五指山发现南诏官家寺庙”，2021年1月12日发布。

(10)《太平御览》“居处部十六”，检索自“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https：//ctext. org/zhs），后略“https：//ctext. org/zhs”。

(1)宋法贤译：《佛说大乘观想曼拏罗净诸恶趣经》，《大正藏》（第19册），第939号，第94a7-94a10页。

(2)《大正藏》（第18册），第901号，第881c24-881c25页。

(3)从三国至宋代的佛经中“人非人”常与“天龙八部”并列，位于“天龙八部”之后，不详述。

(4)《大正藏》（第20册），第1092号，第389a12页。

(5)最早《山海经》就有风伯、雨师、雷神的记载，《周礼·春官宗伯》中则规定“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检索自“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对雷公、雨师、风伯的祭祀相承于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官方祭祀文献中，西晋陈寿《三国志·魏书》二十九《管辂传》中则将风、雨、雷、电完全神格化，称为“使召雷公、电父、风伯、雨师”（检索自“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隋唐时期，国家祭祀分大中小三祀之规格，经过对祭祀制度的不断厘定，各时期的祭祀对象涵摄了来自中国传统神话，及被纳入道教神系的大小神祇和先代帝王、诸太子庙、先师（释奠）等（相关研究参见荣新江、史睿：《俄藏Дх. 03558唐代令式残卷再硏究》，《法律文化研究》（第13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李锦绣：《俄藏Дх. 03558唐〈格式律令事类·祠部〉残卷试考》，《文史》（第60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至唐代前期，风伯、雨师被列入小祀，天宝四载，又升为中祀，五载加祀雷师（《唐会要》卷二二，检索自“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宋时又承袭唐制，风伯、雨师列入了中祀（参见魏睿骜：《敦煌吐鲁番风伯雨师信仰研究》，《西部发展研究》2018年第1期，第208页）。

(6)(7)(8)(9)检索自“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

(10)前贤也指出“佛教祈雨，主要祈求龙的威力，由于佛经的译介，龙作为雨师的形象日渐深入人心”，见杜斗城、李艳：《唐代佛教与祈雨》，第248页。

(1)雷神、电神初由雷公一神兼司，后有“电父”一词，二神分职，唐宋之后出现“电母”，与“雷公”成一对，参见杜晓君：《汉代画像石中“祈雨”图像溯源》，《书画世界》2018年第9期。根据残文一前后文意，其“雷电神”和“陀[口*佉]罗”侧重不同，前者主司电，后者主司雷。

(2)《梵像卷》中的雷公，裸胸袒腹，背展双翼，举双手握器物击鼓。汉代王充《论衡》中强调了雷公之“连鼓”标志（“……左手引连鼓，右手推椎……连鼓相扣击之意也”，检索自“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清代《集说诠真》中则将“雷公”描述为“裸胸袒腹，背插两翅……左手执楔，右手执槌……环悬连鼓五个”（日本早稻田大学藏《集说诠真》第4册复印件，检索自网址https：//www. doc88. com/p-39299821466918. html?s=rel&id=1,2021年7月10日查阅）的形象，综合来看，《梵像卷》中的“雷公”就是传世文献中记载的形象。

(3)参见王煜、焦阳：《试析汉代图像中的风、雨、雷、电四神》，《中国美术研究》2018年第4期。

(4)《大楼炭经》见《大正藏》（第1册），第23号，第300a16-300a18页；《长阿含经》见《大正藏》（第1册），第1号，第137a18-137a20页；《经律异相》见《大正藏》（第53册），第2121号，第7a9-7a1页。

(5)《大正藏》（第19册），第945号，第138a6-138a9页。

(1)《大正藏》（第47册），第1970号，第262a23-262b6页。

(2)《续藏经》（第57册），第950号，第3c15-3c19页。

(3)《楞严解冤释结道场仪》见《藏外佛教文献》第6册，第51号，第58a3—58a4、152a17页；《圆通三慧道场仪》见《藏外佛教文献》（第12册），第98号，第92a4-92a5页。

(4)黄征、吴伟编：《敦煌愿文集》，长沙：岳麓书院，1995年，第178页。

(5)(9)检索自“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

(6)诸葛元声撰，刘亚朝校点：《滇史》，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217页，转引自王文光等著：《南诏大理国通史纲要》下册，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658页。

(7)参见王文光等著：《南诏大理国通史纲要》下册，第658页。

(8)陈文等纂修：《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复印件页十四，原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其复印件检索自“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

(1)高奣映撰，侯冲、段晓林点校：《〈鸡足山志〉点校》，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第312页。

(2)而所谓用秽迹金刚“祈晴”则与大理国写经中的记载不符，根据大理国写经“密教观行次第”中的“止雨观行次第”和“雷鼓法”“止雨法”“止雨口嘱”，以及《启请》中的“金刚鴜启请次第”“蘗路茶王启请次第”来看，大理国密教止雨法与唐密中的“金刚鴜”（即“蘗路茶王”，亦即大鹏金翅鸟）御龙止雨相关。当然这是另一个问题，本文不展。

(3)杜斗城、李艳：《唐代佛教与祈雨》，第2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