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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书写一方面可以提供相关历史事件的客观知识,另一方面又能实现书写者思想建构的主体诉求。《史记·周本纪》中有关周人兴起的历史书写,在描述自后稷至成康周人由初起而至鼎盛这一历史进程的同时,也实现了司马迁本人关于"王道"史观的理论建设。与儒家思想家们针对"王道"政治思想的直接阐释相比,司马迁借助于历史书写所完成的针对"王道"政治的阐释与建构,更具思想的兼容性与现实的可行性。
Abstract：Historical writing provides not only the objective knowledge of relevant historical events but also the subjective perceptions and ideological framework of the writer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historical writing about the rise of the Zhou people in "Shiji Zhou Benji" describe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tracing back from their ancient origins ever since Houji, the very first ancestor, to their heyday during the reigns of King Cheng and King Kang, and meanwhile, it offers the insightful historical view of Sima Qian and his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kingcraft", the art of ruling as a king. Contrasting with the directness of the Confucian thinkers in interpreting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kingcraft", Sima Qian tends to be more ideologically compatible and practically feasible, through his historical writing about the politics of "kingcraft"
(1)(2)(3)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71页,第172页,第174-176页。
(1)如姚大力:《把过程归还历史书写——论司马迁对中国历史编纂学的突破》(载《社会·历史·文献——传统中国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5-112页),从历史书写的角度对司马迁的编纂学成就做系统总结,指出“过程论历史观”是司马迁推动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发展的重要突破点。陈其泰:《成功刻画特定历史环境的人物形象——〈史记〉列传历史编纂成就析论》(载《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2期,第9-18页)则强调从历史书写的角度吸收、借鉴《史记》的成功经验。除整体性研究外,还有不少学者对《史记》的历史书写做了个案性探索。如余建平:《制造汉文帝——司马迁〈史记〉文本与汉文帝的形象建构》,载《唐都学刊》2018年第6期,第5-13页;包大为:《以绳当世,以正其名——〈史记·孔子世家〉的书写精神与现实指向》,载《贵州文史丛刊》2017年第4期,第60-63页;邵剑书:《先秦侠风的历史书写——从〈史记〉曹沫形象谈起》,载《泰山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第85-95页;刘敏:《若个“女子”万户侯——试论汉初三女封侯历史书写的隐微性》,载《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第17-21页;黄美玲:《高渐离附传于〈史记·刺客列传〉中荆轲传后的意义》,载《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第4-6页;张倩茹:《“庶事草创”与“十月至霸上”——论“汉初不改正朔”的历史书写》,载《南都学坛》2015年第3期,第15-21页;田蔚:《论〈史记·匈奴列传〉的“参彼己”意识及其文本书写》,载《民族文学研究》2011年第1期,第79-85页。
(2)(3)参见怀特著,陈新译:《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6页,第8页。
(4)罗兰·巴特著,张寅德译:《叙事作品结论分析导论》,载张寅德编选:《叙述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40页。
(5)在陈永国、张万娟所译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中,罗兰·巴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书中译作《叙事结构分析导论》)的这段话(第348页)被引作:“叙事的功能并不是‘再现’,而是‘建构’一个场景。”其中,两个核心词汇均有不同表述,“表现”表述为“再现”,“构成”表述为“建构”。
(1)米歇尔·德·塞尔托,倪复生译著:《历史书写》,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页,第二版前言。
(2)(3)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卷,第133页,第134页。
(1)(3)(6)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28-530页,第530-531页,第130页下。
(2)(4)(7)司马迁:《史记》,第145页,第146页,第146页。
(5)刘知几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叙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56页。
(1)(5)(6)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30页下,第509-510页,第509页中。
(2)司马迁:《史记》,第146页。
(3)本节所引《牧誓》文字见《十三经注疏》第183页,所引《周本纪》文字见《史记》第158页。
(4)刘知见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六家》。
(1)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682页上。
(2)王先谦:《庄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52页。
(3)司马迁:《史记》,第148页。
(4)罗伯特·斯科尔斯等著,于雷译:《叙事的本质》,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1页。
(1)(2)(3)(4)(5)(6)(7)(8)(9)司马迁:《史记》,第147页,第148页,第151页,第151页,第148页,第151页,第154页,第155页,第156页。
(1)(2)(4)(5)司马迁:《史记》,第170页,第171页,第171页,第171页。
(3)按《周本纪》此节所载内容,与其他文献并不完全一致。例如,周公制礼作乐,《周本纪》则记为成王“兴正礼乐”。周公东征淮夷,践奄,《周本纪》亦以为成王所为。但本文讨论的是司马迁的历史书写,因此并不准备详细辨析这些具体的史实问题。司马迁对周公与成王事迹的这种书写,与汉代经学界有关周初历史的认识有密切的关系,其学术意义需另文阐释。
(6)参见塞尔托《历史书写》,第15-16页。
(1)(2)(3)(4)(5)(6)(7)(8)(10)司马迁:《史记》,第149页,第154页,第156页,第157页,第162页,第165页,第166页,第146页,第119页。
(9)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11页。
(1)(2)(3)(4)(5)(6)(7)(8)(9)司马迁:《史记》,第146页,第147页,第148页,第151页,第163页,第171页,第155-156页,第163页,第169页。
(1)(3)(4)(6)(7)(8)《史记》,第160-161页,第152页,第151页,第157页,第158页,第158页。
(2)(5)(9)《十三经注疏》,第2773页中,第2679-2680页,第2532页下。
(1)(2)(3)(4)(5)《史记》,第149页,第152页,第156页,第160-161页,第169页。
(6)《十三经注疏》,第2471页下。
基本信息:
中图分类号:K204.2;K224
引用信息:
[1]许兆昌.论《史记·周本纪》周人兴起的历史书写[J].中华文化论坛,2019,No.154(02):56-67+156.
基金信息: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西周史》”(项目编号:17ZDA179)阶段性成果
2019-03-28
2019-0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