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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代是否真实存在，是20世纪以来中国上古史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这场持续百年的学术论争，经历了从文献质疑到考古实证的深刻转变。其发轫于“古史辨”运动，学者因缺乏夏代自证文字而对传统记载提出根本性质疑。随后，考古学的介入为相关探索开辟了新路径，徐旭生等人的田野调查发现了二里头等关键遗址，使得争论焦点从“有无”转向对具体考古学文化的辨识。邹衡等学者系统论证了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的观点，引发了深入的“夏商文化”讨论。随着国际学术对话的展开，不同研究范式的碰撞促使学界对方法论进行深刻反思，论争上升至认识论层面。进入21世纪，多学科研究取得显著进展，王城岗、新砦、二里头等遗址的新发现与测年、同位素分析等科技手段相结合，构建起更为坚实的证据链。目前，国内学界已基本形成共识，认为以二里头文化为核心的考古遗存代表了夏王朝的存在，二里头遗址是其晚期都邑。学术焦点已从原先的有无之争，深化为对夏代国家形态、社会结构、文明特质及其在中华文明进程中地位的精细化探索。
Abstract：Whether the Xia Dynasty truly existed has been one of the core issues in the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since the 20 th century. This century-long academic debate has undergone a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from textual skepticism to archaeological verification. It originated with the “Discrimination of Ancient History” movement, during which scholars fundamentally questioned traditional records due to the lack of contemporaneous written evidence from the Xia Dynasty itself. Subsequently, the involvement of archaeology opened new pathways for related exploration. Field investigations conducted by scholars such as Xu Xusheng led to the discovery of key sites like Erlitou, shifting the focus of the debate from “existence or nonexistence” to the identification of specific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Scholars like Zou Heng systematically argued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Erlitou culture as Xia culture, sparking in-depth discussions on “Xia-Shang culture”. As international academic dialogue expanded, the clash of different research paradigms prompted profound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s within the scholarly community, elevating the debate to the level of epistemological. Entering the 21 st century,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has achieved significant progress. New discoveries at sites such as Wangchenggang, Xinzhai, and Erlitou, combined with scientific techniques like dating and isotopic analysis, have constructed a more robust chain of evidence. Currently, a consensus has largely been reached within the domestic academic community, holding that the archaeological remains centered on the Erlitou culture as representing the existence of the Xia Dynasty, with the Erlitou site identified as its late capital. The academic focus has shifted from the original debate over existence to a nuanced exploration of the Xia Dynasty's state form, social structure, civiliz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position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1)蒙文通：《古史甄微》，《蒙文通文集》（第5卷），巴蜀书社，1999年，第42—61页。李锐对此曾有总结，认为：与蒙先生“三系说”相呼应的，可举徐中舒《从古书中推测殷周民族》，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孙作云《后羿传说丛考——夏初蛇、鸟、猪、鳖四部族之斗争》，以及考古学界苏秉琦的“区系类型”说、“满天星斗”说，张光直的“多中心互动”说，“多元一体”说，以及多元视角下的“新中原中心”说等等。参见李锐：《上古史研究之反思——兼论周人古史系统的转变与礼制之变化》，《河北学刊》2015年第6期。
(1)刘绪：《夏商周文化与田野考古》，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第58页。
(2)顾颉刚：《古史辨》第7册上编《按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92页。
(3)顾颉刚：《春秋战国史讲义》第一编《民族与疆域》，《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四，中华书局，2010年，第114页。
(4)杨宽：《说夏》，原载《禹贡》七卷六、七合期，后收入《古史辨》（第7册），第281页。
(5)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马昌仪选编：《中国神话学百年文论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68—169页。
(6)陈淳：《科学方法、文明探源与夏代信史之争》，《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1)朱凤瀚：《夏文化考古学探索六十年的启示》，《历史研究》2019年第1期。
(2)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3页。
(3)据徐旭生当年10月7日《日记》所记“借到登封、偃师二县志，开始搜集关于夏代的材料”，参见徐旭生：《徐旭生文集》（第11册）《1954—1966年日记》，中华书局，2021年，第1655—1656页。
(4)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期。
(5)徐旭生当年4月27日《日记》记述“大家均大喜过望，以为禹都的阳城已有眉目！”参见徐旭生：《徐旭生文集》（第11册）《1954—1966年日记》，第1729页。
(6)陈星灿：《中国上古史研究的经典之作——徐旭生与他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商务印书馆，2023年，第431—443页。
(7)孙庆伟：《考古学的春天：1977年“河南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的学术史解读》，《南方文物》2014年第1期。
(1)杜正胜：《夏文化可能讨论吗？——1990年洛杉矶加大“夏文化国际研讨会”纪要》，《新史学》（台北）第1卷第2期，1990年6月，第115—130页。
(2)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再续集》，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90页。
(3)陈民镇：《信史抑或伪史——夏史真伪问题的三次论争》，《中国文化研究》2018年第3期。
(4)谢维扬：《谁识庐山真面目——〈剑桥中国上古史〉读后》，《文汇报》2001年4月7日第9版。张国硕曾总结“夏王朝否定说”流行的主要原因：“古史辨”学派“疑古”过度导致对夏的否定；文献有关夏史的记载相对简略；缺乏出土文字准确无疑的实证；国外学者对中国史学特点和研究状况了解深度不够；国内外学者之间缺乏充分的沟通；部分西方学者对中国学术研究存在较为严重的偏见；中国学者不同程度地对国外相关研究成果关注不够等。参见张国硕：《试析“夏王朝否定说”形成的原因》，《华夏考古》2010年第4期。
(5)陈民镇：《信史抑或伪史——夏史真伪问题的三次论争》，《中国文化研究》2018年第3期。李旻也强调，冈村秀典明确肯定夏王朝的实际存在，并根据考古学遗存推定出其政权控制范围：“二里头文化以河南龙山文化的王湾类型分布区域为基础，向其周边略有扩大，即以王都二里头遗址为中心的半径不到一百公里的范围。”但是李旻认为先秦文献中对晋南、嵩洛两夏地关系的表述远非清晰连贯——夏史传说多重特征与碎片化现象，可能存在来源不同的历史知识。在考古视野中，晋南不是龙山时代唯一的政治中心，二里头也不是龙山时代政治遗产的唯一继承者，两个时代都曾有多个政权平行发展。《竹书纪年》夏史“有王与无王”的说法体现出王权的脆弱性，是早期政权应有的现象。“用岁四百七十一年”的漫长积年可能代表晋南与嵩洛地区龙山—二里头时代一系列政权兴衰累积的政治遗产。因此，夏文化考古依然不能放弃徐旭生设计的双“夏墟”框架。参见李旻：《考古与文献之间的夏文明》，《读书》2023年第11期。
(6)王巍：《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新动向与新进展》，《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2008年第1期。
(1)陈淳、龚辛：《二里头、夏与中国早期国家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2)陈淳：《从考古学理论方法进展谈古史重建》，《历史研究》2018年第6期。
(3)陈淳：《科学方法、文明探源与夏代信史之争》，《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4)许宏：《学术史视角下的二里头“商都说”与“夏都说”》，《中国文物报》2015年11月20日，第6版。董琦也认为在夏代信史的确证过程中，考古学方法再重要，也不要轻视甚至排除发现夏代文字材料的关键性作用。参见董琦：《夏文化探索与夏代信史说》，《南方文物》2019年第2期。
(5)陈立柱：《夏代有无之争的背后：历史观古今之变的考察》，《中原文化研究》2022年第5期。
(6)陈民镇：《信史抑或伪史——夏史真伪问题的三次论争》，《中国文化研究》2018年第3期。
(7)孙庆伟：《夏文化探索：态度、方法与证据》，《光明日报》2019年3月4日，第14版。
(1)李伯谦：《“夏代有无”之争已成过去式》，《历史评论》2020年第4期。
(1)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新郑高辛庄新石器时代遗存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25年第4期。
(2)周要港、李杰：《二里头遗址5号基址建筑形态及性质探析》，《考古》2025年第9期。
(3)赵海涛：《营国城郭井井有序——二里头都邑布局考古的重大进展与意义》，《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
(4)蔡哲茂：《夏王朝存在新证：说殷卜辞的“西邑”》，《中国文化》第44期（2016年秋季号）。
(5)袁广阔：《考古与文献双重视域下的夏代文字》，《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
(6)冯时：《“文邑”考》，《考古学报》2008年第3期。
(1)王震中：《论二里头乃夏朝后期王都及“夏”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
(2)孙蕾等：《河南龙山晚期人群的营养健康分析——以郝家台、平粮台、下寨和贾庄遗址为例》，《中原文物》2020年第4期；周立刚、贾一凡：《多学科联合开拓夏文化考古研究新视野——记2022年夏文化论坛》，《中国文物报》2022年7月8日第5版。
(3)崔银秋等：《河南禹州瓦店遗址龙山时期古代居民DNA分析》，《华夏考古》2019年第4期。
(4)赵平安：《〈厚父〉的性质及其蕴含的夏代历史文化》，《文物》2014年第12期；《清华简〈四告〉的文本形态及其意义》，《文物》2020年第9期；程浩：《清华简〈参不韦〉中的夏代史事》，《文物》2022年第9期；郭永秉：《近年出土战国文献给古史传说研究带来的若干新知与反思》，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刘钊主编：《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235—241页；杜勇：《清华简与夏史重建》，《中原文化研究》2024年第2期。
(5)赵辉等：《多元与开放：考古学与文献史学关系的青台思考》，《江汉考古》2025年第3期。
(6)王巍、赵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主要收获》，《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4期。
(1)王豪、周要港：《考古中国|河南方城县八里桥遗址考古新收获》，“文博中国”微信公众号，2024年9月30日；闫金雨：《南阳寻夏八里桥遗址考古漫记》，《大众考古》2025年第2期。
(2)李伯谦：《“夏代有无”之争已成过去式》，《历史评论》2020年第4期。
(3)袁泉、吴佳仪：《“夏代信史”说的考古学观察——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河北学刊》2024年第5期。
(4)张萍等：《“2025夏文化论坛”会议纪要》，《华夏考古》2025年第6期。
(5)刘绪：《从夏代各部族的分布和相互关系看商族的起源地》，《史学月刊》1989年第3期。沈长云早年曾指出夏人早期地域在古河济之间。陈絜近来梳理和考证商周时期夏遗的地理分布，认为诸姒之族主要在今山东省境内，姻亲中分布于鲁豫间者占相当比例；与夏史相关的地与族也基本分布于山东及豫东、豫东北一带。对夏文化源头及夏王朝早期史的探索，海岱地区及鲁豫交界地带也需要充分关注。参见沈长云：《夏族兴起于古河济之间的考古学考察》，《历史研究》2007年第6期；陈絜：《商周东土夏遗与夏史探索》，《历史研究》2020年第1期。
(1)方燕明：《早期夏文化与早期国家问题初探》，《中原文化研究》2024年第2期；贺俊：《早期夏文化探索的回顾与思考》，《华夏考古》2025年第6期。
(2)袁泉、吴佳仪：《“夏代信史”说的考古学观察——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河北学刊》2024年第5期。近年来对二里头遗址碳十四测年数据的处理较之前有所变化，这可能是导致争议的原因之一；参见王震中：《论二里头乃夏朝后期王都及“夏”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
基本信息:
中图分类号:K222;K878
引用信息:
[1]杨博.疑信之间：关于夏代有无的百年论争与考古探索[J].中华文化论坛,2026,No.196(02):25-35.
基金信息: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中国上古基因谱系、族群谱系和文化谱系的对证研究”（项目编号：2022JZDZ023）的阶段性成果; 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学者个人项目“出土文物与文献视野下的六博传统游戏研究”（项目编号：22VJXG006）的资助
2026-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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