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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蜀道网络中,金牛道长期是主线之一。《蜀王本纪》等文献记载其开通于战国后期秦举巴蜀之际,但根据大量文献和考古资料分析可知,金牛道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夏商周时期已经初步形成。战国晚期秦举巴蜀后开展大规模栈道建设,正式建成连接蜀中、汉中以至关中的中国古代西部交通大动脉,金牛道则是其中从汉中至成都的著名交通线。
Abstract：In the ancient road system of Shudao, Golden Ox Road(Jin Niu Dao) is always identified as a major trade route. According to "Shu Wang Ben Ji", the biographic sketches of the King of Shu, and other historical records, Golden Ox Road was opened in the 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when Qin conquered Ba and Shu. However, based on considerable literary and archaeological sources, Golden Ox Road originated from the late Neolithic age, and during the Xia,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the route was initially formed and further developed. Massive construction of the gallery roads, consisting of wooden planks erected on holes cut into the sides of cliffs, was carried out in the 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fter Qin took over Ba and shu. Shudao officially became the main artery of traffic in Western China and the transportation hub linking the ancient Shuzhong, Hanzhong and Guanzhong. And Golden Ox Road was a famous route connecting Hanzhong and Chengdu.
(1)彭邦本:《故道起源新探——基于文献和出土资料的互证》,汉中市博物馆编(冯岁平主编):《中国蜀道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安:陕西出版传媒集团三秦出版社,2014年,第3-8页。
(2)彭邦本:《米仓道的路线与性质初探》,《四川文物》2013年第1期,第63-73页。
(1)彭邦本:《故道起源新探——基于文献和出土资料的互证》,汉中市博物馆编(冯岁平主编):《中国蜀道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8页。
(2)《蜀王本纪》,《御览》卷八八八引。
(3)郦道元:《水经注·沔水》引来敏《本蜀论》,陈桥驿:《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45页。
(1)(2)(3)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第187-188页,第896-897页,第896页。
(4)郦道元:《水经注·沔水》引来敏《本蜀论》,陈桥驿:《水经注校证》,第645页。
(5)唐金裕等:《陕西省城固县出土殷商铜器整理简报》,《考古》1980年第3期,第211-218页;王寿芝:《陕西城固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文博》1988年第6期,第3-9页;赵丛苍:《城固洋县铜器群综合研究》,《文博》1996年第4期,第3-26页。
(6)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城固宝山1998年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
(7)《文选·蜀都赋》注引《蜀王本纪》记蜀之先称王者为“蚕丛、柏灌、鱼凫、蒲泽、开明”,蒲泽本或作杜宇。其后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所记亦与《蜀王本纪》同,常璩并在《蜀志》中述及其所见汉初以来司马相如、严均平等八家《蜀本纪》,《华阳国志》据之写成,但亦仅开明一朝略具世系而仍不完整,可知诸家所记王系必亦简略如此,乃秦汉以后成文的蜀地历代相传之说。
(1)彭邦本:《早期蜀史诸代的并存、相继关系及其共主秩序考略》,《徐中舒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第303-306页。
(2)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424页。
(3)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新津县文管所:《新津县宝墩遗址调查与试掘简报(2009-2010年)》,《成都考古发现(2009)》,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67页;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新津县文物管理所:《2010年新津县宝墩遗址外城罗林盘地点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12)》,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64-77页。
(4)叶茂林:《鱼凫城与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谭继和等主编:《鱼凫文化论——首届温江鱼凫文化高端论坛文集》,成都:巴蜀书社,2011年,第90-108页;王仁湘、叶茂林:《四川盆地北缘新石器时代考古新收获》,载李绍明、林向、赵殿增主编:《三星堆与巴蜀文化》,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第257-265页。
(5)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省安康水电站库区考古队:《陕南考古报告集》,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年,第15-17,49-53,210-231,276-284,362页。
(6)郑若葵、王仁湘:《四川广元市张家坡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与试掘》,《考古》1991年第9期,第774-780页。
(7)叶茂林:《广元市邓家坪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年,北京:文物出版社,第288-289页;王仁湘、叶茂林:《四川盆地北缘新石器时代考古新收获》,载李绍明、林向、赵殿增主编:《三星堆与巴蜀文化》,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第257-265页。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四川绵阳边堆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90年第4期,第307-313页;王仁湘、叶茂林:《四川盆地北缘新石器时代考古新收获》,载李绍明、林向、赵殿增主编:《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第257-265页。
(1)叶茂林:《鱼凫城与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谭继和等主编:《鱼凫文化论——首届温江鱼凫文化高端论坛文集》,成都:巴蜀书社,2011年,第90-108页。
(2)赵殿增:《巴蜀原始文化研究》,徐中舒主编:《巴蜀考古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1-22页。
(3)魏京武:《陕南巴蜀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兼论蜀与商周的关系》,载李绍明、林向、赵殿增主编:《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第218-226页。
(4)王仁湘,叶茂林:《四川盆地北缘新石器时代考古新收获》,载李绍明、林向、赵殿增主编:《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第257-265页;马继贤:《广汉月亮湾遗址发掘追记》,《南方民族考古》第5辑,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第310-324页;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宝墩遗址》,(日本)有限会社阿普(ARP),2000年。
(5)(6)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城固宝山1998年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175-176页,第176页。
(7)尹盛平:《西周的鱼国与太伯仲雍奔“荆蛮”》,《陕西省文博考古科研成果汇报会论文选集》,陕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1982年,第126-142页;唐金裕:《汉水上游巴文化的探讨》,《文博》1984年第1期,第2-4页。
(8)李伯谦:《城固铜器群与早期蜀文化》,《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2期;又收入徐中舒主编:《巴蜀考古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33-39页。
(9)王炜林,孙秉君:《汉水上游巴蜀文化的踪迹》,《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赵丛苍:《城固洋县铜器群综合研究》,《文博》1996年第4期,第3-26页。
(10)卢连城,胡智生:《宝鸡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88年。
(11)李学勤:《论洋县范坝铜牙璋等问题》,《文博》1997年第2期,第13-14页。
(12)段渝:《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397页。
(13)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城固宝山1998年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179页,第183页;黄尚明:《城固洋县商代铜器群族属再探讨》(《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5期)也同意该器物群属于巴人遗物的观点。
(1)长江水利委员会编著:《宜昌路家河》,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21页。
(2)《尚书·禹贡》,《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影印,第150页。
(1)(2)《尚书·禹贡》,《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上册,第152页,第149页。
(3)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六下引,《皇清经解续编》本。
基本信息:
中图分类号:K878;F512.9
引用信息:
[1]彭邦本.金牛道的起源和早期发展[J].中华文化论坛,2019,No.155(03):30-36+154.
基金信息:
四川大学一流大学建设人才培养工程专项项目“蜀道研究”(项目批准号:SKZX2016-RSCW02)成果
2019-05-28
2019-0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