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高昌回鹘世家——偰氏文化家族，自北魏隋唐以来，世代活动于漠北、西域、河西，后定居北庭高昌。高昌偰氏长期以来崇尚和学习汉文化，历代不乏出任中原王朝官员者，自认中国人。入元后偰氏家族文人的社会影响增大，留有一些传世作品，且体现了崇儒尚用的文学风尚，是典型的受华夏文化滋养的家族。通过唐代契苾部族和元代高昌偰氏家族历史，也可以推知西域文化家族形成的历史，充分显示了回鹘部族自北朝隋唐以来形成的华夏文化共识，是入元以后西域色目文化家族形成的重要原因。文章广泛考察了北朝以来的相关史志、行状、墓志等文献资料，对学界多依据元代史研究察西域人文化家族或文人家族文化具有补充和深发意义。
西夏历史上对中国有着高度认同，这种认同在西夏年号中亦有体现。西夏年号中的承唐思想体现了西夏对唐王朝的政治认同。年号与改元所涉及到的君权天授、天人感应、为政以德等思想反映出西夏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认同。从年号用字与引文来看，西夏年号多取自儒家经典，体现了西夏对儒学的吸收与认同。西夏年号中的中国认同为西夏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提供了一个注解。
成书于景泰七年的《御制寰宇通志》，最早记录了郴州有文明山的史事。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的历史视角审视，文明山地名之产生于明代郴州，与中央王朝的“儒化”“王化”进程密切关系。文明山地理实体名称的出现，既适应了表彰地方人文振兴的需要，又寄托了官民对未来科甲繁盛的期盼，同时更包含了传统文化智慧成果和中央王朝统治意志。明朝通过地理实体命名推广“文明”概念，推进传统文化复兴和盛世文明之治的做法，是一大历史进步，它不仅在中华文明演进史上具有历史意义，而且还有一定现实借鉴价值。
战国时，各国的新型国家体制建构历程呈现出温和、渐进与激进、突变几种路径。以三晋、齐为主的诸侯国，由于是以卿族政治而夺取政权建立的国家，故为了防止权臣执政局面的再现，建构君主集权的官僚体制，采取了温和、渐进式的局部改革道路。这条道路系战国新型国家体制建构的主流路径。而秦国、楚国却因其建国后就一直由公室、公族执政，故其变法既有着“强兵”“争霸”的鲜明目的性，又吸取了三晋改制成果，故在国家体制变革中采取了激进、突变的道路。燕国则因国情差异而成为战国时诸国改革中的一个特例。正是这种情形，使战国时代的各国变法、改制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并为秦王朝的大一统奠定了制度性基础。
六朝灵宝道派的传承模式大体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以修炼技术为主导、以传承经典为主导和以法位为主导。这种传承模式的变化也大体可见于早期其他六朝道派。第一、二阶段记录主要见于葛洪所撰《神仙传》和《抱朴子内篇》及部分古灵宝经。通过罗列出早期灵宝传授仪式所涉及的模式及文本，与其他同时期经典对比，分析早期灵宝传授仪式所涉及传授模式、传授内容和法信材料及其神学理论，展示早期灵宝经教传统对金丹术为首的修炼技术的重视和对方士传统的承袭。
从词源释义演变而言，大女称谓是对女性婚姻身份及家中排行辈分的一种体现，具有长者为尊之内涵，然唐西州语境下的户主大女则是对家无男性而独立承户女性的特有称谓。唐西州大女承户有着丰富的性别意蕴，家庭、环境、时局等多因素使然下的大女承户，体现了女性在家庭社会中不容忽视的身份地位。官方对大女承户的实名造籍，不仅隐喻了姓名符号代称下的女性独立与社会责任，也反映出王朝国家对女性权利和法律地位的认可，还体现了家国同构下君臣对民的仁爱体恤。这都冲击了“男外女内”的礼教思想，增强了女性参与社会活动的正当性。同时，中国古代倚重男性承担赋役维系王朝国家延续发展的治理模式，又将女性承户蒙上了浓厚的男权色彩。
《论语》记孔子言“郑声淫，佞人殆”“恶郑声之乱雅乐”，对古代“雅郑”文艺批评思想影响深远。学界对其字义、内涵的阐释多局限于文字学、音律学、历史学等学科范畴。本文则另辟蹊径，以文学与史学互证互释的方式，循着春秋时期诸侯卿大夫“赋诗观志”的理路，以《春秋左氏传》为“诗本”，通过对“垂陇之会”“季札观乐”“叔向使诒子产书”三个事件的文史解读，对“郑声淫”及“雅郑”思想进行细致阐发，以期从经典文本中挖掘古代文艺批评思想的新意涵。
《国殇》所表现的是以驱疫远疾为目的的“傩祭”或“禓祭”仪式，它的仪式背景要比《九歌》中的其他篇章更为古老。因为《国殇》表现的还只是群体歌舞的痕迹，而其他篇章所表现的仪式已经产生出了明确的人格化的神灵以及依此衍化出的祈祷、献祭等仪式程式，所以《九歌》也体现了巫术仪式向宗教仪式的转变。仪式向艺术的转化开始于仪式信念的动摇，旁观者或观众从仪式参与者中分离出来则是重要标志。《九歌》正是屈原依据真实仪式创作的艺术化的诗歌乐舞，它体现了“现实目的——仪式——艺术”这一发展演变轨迹。
元代朱丹溪先习理学，后成名医，门人众多，成为元明时期中国医界的主流。对朱丹溪的研究被称为“丹溪学”，而其学术影响在古代遍及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等地区，在当代西方也有众多研究，形成了“海外丹溪学”。海外丹溪学500多年来经历了由盛而衰、继而复兴的变化，其轨迹反映了中医文化之海外影响的起伏，其嬗变对思考中国文化对外传播路径具有启示意义。
近代中国图书馆的发展始于清末民初，自兴起以来在文化和教育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清末民国时期，关于怎么建设和建设什么样的图书馆，经历了考察欧美、效仿日本、学习美国和本土化建设等多次发展路径转向。究其原因，既有时代变迁所引起的国际关系转变、教育体制改革、留学热潮等方面的外在因素，也有近代中国图书馆快速发展、图书馆教育兴起和图书馆学研究深化等方面的内在因素。
非遗馆是非遗保护事业和现代公共文化场馆服务发展需要的结合，也是非遗保护“中国经验”的具体展现。非遗馆集宣传、展示、传习研究等功能于一体，承载“文化综合体”的目标，是评估非遗保护发展水平的标杆标尺。从物理载体到创新中心，四川非遗馆所构建的从内到外、从展策到教育、从保护到传播的多方面、多层次的体系，在彰显文化表达，实现传播同构进程中，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北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为解决远路阙官问题，宋廷在朝臣们的激烈争论中以“八路差官敕”的形式颁行定差法。在远方八路中，川峡四路因异于其他四路的立法背景与行法环境，其定差法中有关蜀人就任川路的条规以诏令的形式频繁调整。此种制度善变，是北宋地方治理逻辑、朝堂政治、行法情况、地方历史与俗情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从行法环节来看，熙宁三年所立定差法条则及其后调整过程中的新颁条令，皆存在被选择性落实的情况。定差法影响下的北宋川路地方社会面貌及基层政治样态发生了较大变化，而这一行法成效并未威胁到朝廷对地方的控制，也反过来成为定差法被选择性实施的现实原因。
清末著名学者王闿运以重视“三礼”研究而自成一格，在其担任书院山长期间，不遗余力推行礼乐教化，颇具特色。此前，由于资料缺乏，对其礼教活动的具体情况不甚明了。新近发现的《癸甲襄校录》详细记载了王氏当时组织举办大型礼仪活动的情况，足以弥补这方面的欠缺。从中可以发现王闿运在这类活动中绝非单纯的沿袭，而是实施了一系列创新性变革，呈现出与众不同的面貌，由此也折射出清末礼仪活动发展的新动向。在此基础上，王闿运还推行了一系列教学活动，形成了有一定体系、颇具成效的礼制教学模式，其工作建构了以书院为核心实施大型礼仪活动的路径；并真正体现以师为尊，师生互相尊重的理念；同时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对当时作为移民大省的四川重建蜀学传统起到了推动作用。
大、小夏侯《尚书·顾命》中有“天子副玺”之说，此说以汉朝的柩前即位礼与皇帝玺、天子玺相对之制为参考，结合宣帝末年改变治国方针的现状，形成于宣帝甘露三年（前51）左右。西汉武帝朝始行柩前即位礼，文、景两帝即位于宗庙，并不是二次即位。两汉柩前即位礼的相同之处：两汉的柩前即位礼流程基本相同，新君所受之玺皆为皇帝信玺、皇帝行玺（成帝后或增皇帝之玺），礼毕后玺皆保管于宫内殿中。不同之处：东汉柩前即位礼增添了斩蛇剑、随侯珠等天子权力的象征物，凸显了光武帝“中兴”之君的形象与东汉王朝的“中兴”属性。
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大量的“雨毛”“雨石”“雨星”“雨血”“雨肉”“雨木冰”等记录，在此统称为“天雨异物”。作为一种灾异类型，古人对其丰富的政治、思想、文化内涵有着多元阐释，显示出特定时代和文化语境下人们的理解和认知，今人也从现象学的角度进行了类型研究和科学解释。通过爬梳“天雨异物”灾异历史记录，进而分析经学、政治学、数术之学等思想文化背景下对此类灾异的阐释，可管窥春秋学、尚书学和易学灾异思想的融合脉络，探讨“天雨异物”的书写原因和态度，描述其从“史”到“术”再回归于“史”的历史书写逻辑，以及作为事象进入文学书写的表现。
<正>为便于国际学术交流和推进期刊编辑工作规范化,《中华文化论坛》采用2007年北京“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编排规范研讨会”所确定的《综合性期刊文献引证技术规范》要求,说明如下:一、统一以脚注(页下注)形式标注引证文献。二、注释序号用(1),(2),(3)……样式,每页重新开始。
<正>《中华文化论坛》(双月刊)是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的人文社科类学术理论刊物,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A刊)扩展期刊、四川省重点资助人文社科期刊、四川省一级期刊、四川品牌报刊。为进一步提高办刊质量,现面向学术界征集优秀稿件。相关要求及说明如下: